关系合同视角下数据处理活动的技术流变与法律准备

数据处理活动符合时间范围长、涉众基数多、权利义务不断修正、内容随技术发展嬗变等特征，可藉由“关系合同”的概念予以统摄。近年来，治理科技等新兴技术、东数西算等国家政策备受瞩目，有望通过数据处理的“扁平化”“去中心化”缓解数据流动和隐私保护的根本性矛盾，但因其导致目标失范、量化失效、权利失衡、责任虚置等问题，击穿了个人信息保护法兜底关系合同的静态格局。为应对数据处理活动的技术流变，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多项机制也应与时偕行，通过过程信息的正确配置、数据处理的原则补强、剩余权利的实质均分和责任体系的深度重构，动态应对耦合多变的法律风险。坚守的底线是，数据价值的合规有序释放，不以关系合同稳定性的牺牲为代价。     

刑法的明确性与口袋罪之限缩适用——兼论“明确优于不明确”公式的运用

刑法的明确性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也是宪法上法律保留原则的子系统，包含着“明确优于不明确”公式。这一公式揭示了法条竞合中特殊的刑法适用规制，可以有效破解口袋罪之扩大适用的难题。基于构成要件明确性原则，当口袋罪与具体个罪均涵摄某种行为时，应优先适用明确的具体罪名，以防口袋罪发展成为“万能罪名”。运用“明确优于不明确”公式，可以化解罪数理论所不能解决的口袋罪与具体个罪之间的法条竞合难题，使法条竞合规则创新发展成为“特别法优于一般法”“重法优于轻法”“明确法优于不明确法”的三元格局。基于口袋罪适用中的常态扩张难题，刑法教义学需要确立“明确法优于不明确法”的适用规则，以使口袋罪的适用形成一种“倒金字塔结构”，并根据口袋罪之保护法益的分级，正确确定“明确优于不明确”公式适用的例外情况，严格限制口袋罪的适用范围。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争议问题

妨害兴奋剂管理行为入刑后，其保护法益、犯罪结构和罪量要素尚待进一步研究。这三个问题不仅密切相关，而且与归责目的、归责类型和归责要素相对应，从而决定了本罪的归责必要性与合理性。本罪侵犯的法益是体育竞赛公平竞争价值倡导下运动员们的身体健康，属于真正的集合法益。本罪在整体上是情节犯，具体来说属于情节犯群组中的抽象危险犯。以促使行为对使用行为的作用力为分类标准，其不法行为可被分为精神推使型、直接推使型和强力推使型三类。“情节严重”仅限于客观的构成要件要素，且本罪抽象危险犯的性质无法容纳结果不法要素，故罪量要素包括行为不法要素和客观外界要素。     

俄罗斯医疗健康大数据利用的法律技术路径及启示

医疗健康数据是一种敏感的个人信息载体，在数据挖掘、开放、交易和共享上需要法律指引。俄罗斯采用的法律技术路径是“修订卫生基本法律，配套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定新兴实验法律”。在人工智能和数字创新的实验性法律中，俄罗斯创设了匿名数据处理的主体及提案的审批路径。为使医疗健康数据合法合理利用，我国可通过修订《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增加医疗秘密部分，明确数据处理主体及项目的资格、条件和规则，制定匿名数据加工利用的实施细则，推动医疗健康大数据在科学研究、产业转化、公共事业中的积极应用。     

大力加强新时代少年法庭工作 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3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成立大会,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出席会议并讲话。周强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下简称"两法"),充分发挥少年法庭职能作用,扎实推动新时代少年审判工作实现新发展,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论个人信息保护请求权的行使

个人信息保护请求权是为保护个人的知情权、决定权等个人信息权益及其最终保护的若干基本人权、宪法上的权利与自由、民法上的人格权等而设立的程序性权利。《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0条规定了个人信息保护请求权的具体行使方式。个人就个人信息保护请求权提起诉讼的，应以个人信息处理者拒绝其行使权利的请求为前提。人民法院处理个人信息保护请求权纠纷，应依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个人信息处理者拒绝个人行使权利的正当性进行审查。符合行使个人信息保护请求权的起诉条件的，个人可以就维护权利的合理费用一并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个人因个人信息被侵害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可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的规定直接提起诉讼，不以向个人信息处理者先行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为前提。     

高空抛物罪中“情节严重”的教义学诠释

作为高空抛物罪入罪条件的“情节严重”,在具体内涵和判断标准上都较为模糊，为保障司法认定的准确性，需要从刑法教义学层面对其进行深入诠释。高空抛物罪中的“情节严重”,应当定位于犯罪构成体系中诠释法益侵害程度的整体违法要素，对其只能从行为的客观危害性层面进行判断。高空抛物罪的保护法益并非抽象的社会管理秩序或公共秩序，也不是其与某些实体法益的简单组合，而是“不特定人在公共空间中的人身安全”。高空抛物行为“情节严重”的底限标准是行为具有“可能造成他人受轻微伤以上后果”的现实危险性，即不仅行为本身具备此种危险属性，而且也不存在可以阻断危险行为向具体危险状态或实际侵害转化的否定因素。在实践中，不能将与行为危险性无关的责任因素或人身危险性因素，也作为情节是否严重的判断依据。     

个人信息可携带权在国家机关间的实现

学界关于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研究很少涉及其在国家机关间实现的情形，但个人信息可携带权具有在国家机关间实现的规范基础和现实需要。从法教义学角度分析，宜将个人信息保护法第33条理解为一种特殊立法技术，即该条使得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规范具有公私法双重属性，第45条第3款规定的个人信息可携带权亦具有“公私法兼容性”。但公法上的个人信息可携带权并非宪法上个人信息权的保护核心，而是处于立法者的形成空间中，主要体现为要求国家机关作出具体行为的行政法上的请求权，其解释需要受其宪法规范的辐射效果。应从权能要素、客体范围和技术标准等维度明确公法上的可携带权的权利内容，基于公共利益和第三人保护厘定其外在限制，勾勒公法上的可携带权的最终保障范围，从而更好地发挥其促进数据流通、构建互联互通数字政府的积极作用。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完善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点到面、从面到体的发展过程，呈现出从注重保护到兼顾保护与利用、从整体框架设计到配套制度供给、从普适性规范到特定行业规范的发展趋势。大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保护面临两方面挑战，一是个人信息保护法域外效力制度缺乏可操作性，二是区块链、ChatGPT等新技术新应用带来的法律挑战。对此，应当进一步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法，提升个人信息保护法域外效力制度的体系性，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法域外效力制度的国际性，明确区块链责任主体和个人信息权利实现方式，注重对ChatGPT个人信息处理活动透明度的监管，以更好地保护个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