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甘南藏区保甲编组中的利益冲突与调适——以夏河县“尕旦拉哈和小坞”之争为中心

夏河县地居甘肃西南边陲，西连青海，南接川康，藏民约占全县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1930年代国民政府将试行于豫鄂皖的保甲制度令行全国．鉴于夏河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甘肃省政府直至1943年才将保甲制度于此地推行。然而．保甲制度引发的各种冲突却在夏河这块特殊地域接踵而至。火日藏与甘家对“尕旦拉哈和小坞”的争夺。不仅起因于火日藏观音沟保长的恶劣行为，而且深隐于战乱年代繁重的钱粮摊派和极端贫困的甘肃边地农村经济。甘肃省政府处理这一事件的谨慎态度不仅出自于对夏河藏区宗教情感的考虑，更顾忌于拉卜楞寺及黄正清在这一地区的特殊影响。夏河县与黄正清对这一事件的协同解决。不仅体现了甘肃省政府与黄氏地方势力之间相互借重、互为制衡的既冲突又合作的关系。同时也隐现出国家权力向甘南藏区的逐步渗透及其对藏民行为的有效约束。     

编制国家和政府资产负债表问题研究

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研究探索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和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对于指导做好政府审计工作至关重要。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和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研究制定《政府会计准则》,加快政府会计的改革,严格界定资产负债表与表内项目的范围,尽快编制国家和政府资产负债表,地方政府应当公布资产负债表,发挥政府资产负债表对中长期财政的预测作用,加强政府资产负债表的审计监督。     

“关系”裹挟、科层失灵与官场逆淘汰

当代中国官场存在一种突出的逆淘汰现象,不仅致使德才兼备者遭到冷遇、排挤、打击和压制,更迫使"新官""清官"为保生存或晋升而屈从潜规则,造成"劣官驱逐良官"的恶性官场生态。科层失灵是官场逆淘汰酿造发生的组织基础与制度逻辑,它主要表现为支撑选人用人科学化的四大关键机制发生系统性障碍,即"命令机制不统""评价机制不实""激励机制不正"和"监督问责机制不强"。"关系"从积极、消极两个面向内嵌于中国社会的精神世界,并强势介入到科层制的选人、用人过程中。作为中介机制,"关系"裹挟酿造了机制异变,引发科层失灵,进而导致逆淘汰现象频发。在中国的党政体系之下,治理官场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使命,执政党可以通过巧妙运用政治手段和积极领导法治建设来规制关系主义,努力重建官场秩序。     

集会游行的事先程序限制——兼论我国立法之完善

集会游行法上的许可制和报备制属于对集会游行权最初发动的事先程序限制,采许可制或报备制是区别各国和地区规制集会游行立法例的主要方法。不过,无论是采许可制或是报备制的立法例,其表现形态又存在多种可能,有的许可制立法实为报备制,而一些采报备制的立法又近似于许可制。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对权利行使的限制程度不同,而非两种性质截然对立的制度。我国1989年颁行的《集会游行示威法》因采非准则主义许可制,导致对公民行使该权利的限制较严,也致使无法透过该法律来规制现实中出现的大量聚众集会游行活动。立法后二十多年来的实践表明修订该法的"历史时刻"已经到来。从现实情况考量,对该法的修订仍可以采许可制,但从保障人权的长远考虑,则应朝报备制的方向发展及完善。     

基层党组织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思考

<正>当前,全党正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一些同志说,教育实践活动主要是针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基层党组织情况不同,问题没那么严重,开展活动没有那么急迫。这样的认识是有偏差的。诚然,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确实位高权重,客观上较易产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而一个党员干部即便身在基层,位不显、权不大,假如他群众观点缺失、群众意识淡漠,不明白"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真谛,工作中也不注意"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到头来     

开好局起好步 推动宁蒗跨越发展

宁蒗县是云南省较大的彝族聚居区之一。宁蒗地处滇西北川滇交界处，1950年1月和平解放，1956年9月20日成立彝族自治县。全县总面积6025平方公里，辖15个乡（镇），91个村委会（社区），1152个村民小组。居住着彝、汉、普米等12个民族，总人口25．8万人，少数民族人口21．2万人，占总人口的82．08％。宁蒗县是从原始共耕制、奴隶制、封建领主制等多种社会形态“一步跨千年”，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县份。     

羌族民事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与和合

羌族有着灿烂独特的民族文化,尤其在民族习惯法方面卓有建树.羌族民事习惯法和国家制定法是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如何处理国家制定法与羌族民事习惯法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历史上,两个文化系统不断地交流碰撞,产生了各种冲突,需要寻求解决之道.笔者认为应当在此问题上正本清源,回溯历史,分析两者的冲突,提出和合的解决方式.     

资源激活自治：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民主实践——基于成都“村级公共服务”的分析

税费改革后，我国形成了项目制公共品供给模式。从各地农村的情况来看，项目制面临着资源投放效率低和基层治理矛盾频发的双重难题。针对项目制的实践困境，四川省成都市通过改变资源输入方式，落实村级组织的角色和功能，激活了村民自治，形成了农村公共品的民主供给模式，确立了村社的主体性地位，打通了“政府—村级组织—村民”各层级主体之间的权利责任关联。此种公共品模式还起到了培养村庄民主风气作用，促进了村庄善治局面的达成。     

媒体

1出生地决定命运【德】《明镜》5月23日在中国,小地方的中学毕业生,不管他们才华多高,只有极少数能进大城市的名牌大学读书。那些名校的学习位子大都为本地人保留。该歧视是所谓户籍制的一部分,这个国家从1950年代起通过户口来追踪居民的流动情况。每个公民在出生后都在家乡政府部门登记。可是,出生地的影响范围更广。谁从乡下搬进城里,就将这种户口带着,并且作为一种虚拟的脚镣遗传给子女,尽管子女是在别处出生。所以,户口就成了去大城市找工作的来自农村的百万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障碍。     

行政民主发展的困境及完善路径——基于行政生态学的理论视角

自上世纪80年代起．基于对传统理性官僚制优缺点及适用条件的系统反思．人们迫切要求加快行政理论范式的转换．对行政过程中公共利益的表达、公民参与的扩大、政府开放透明程度的提高以及政府对民众需求的回应性等价值理性的渴望已是日渐凸显．行政民主理念深入人心。正如行政学者沃尔多所言：“如果行政确是政府的核心．那么21世纪的民主理论必然拥抱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