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艺术中的有我之境

自古以来,对绘画之“境”的深化与追求,贯穿着整个绘画史。而“我”的表达,则是创造“境”的支点。“我”赋予独立人格、主体意识与客体高度融合,是一切真正艺术家成功的先决条件;“境”则是情理形神诗般的结合,是审美情感与自然精神的和谐统一。不同人群、不同时代对“我”与“境”有着不同的理解与追求。     

民主监督与自我革命相结合——中国共产党打破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及其相互关系

毛泽东主席提到的民主监督和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说的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为了打破历史周期率给出的“两个答案”。“两个答案”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属性,更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经验的高度总结。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去探讨“两个答案”,认知其内在关系,有利于增强党员领导干部的民主意识,自觉接受民主监督,对于今后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具有积极的意义。从民主监督到自我革命,始终源于党的初心使命,坚持党的领导是关键,人民当家作主是核心,依法治国是保证。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的责任共同体构建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对外工作的重要理念和目标,显著影响了当今国际社会的议程设定和秩序演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国际责任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大国责任实践提供了新的逻辑起点。责任与共同体具有共生逻辑,它在共同体的构建和维系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国际政治中的国际责任呈现鲜明的时代特征,其正在从世界主义思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等多维度丰富并更新国际责任的议题内容,重新定义国际责任的承担形式和履行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国际责任议题也面临共同的驱动因素,是回应当前权势转移、大国战略竞争与全球治理不彰的重要立足点。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过程中,责任共同体能够联接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其实践需要责任共同体的支撑。建设责任共同体需要聚焦国际“共同”责任,打造解决问题的“共同体”,建构国际责任履行的逻辑体系,并遵循国际责任履行中的一般规律。     

论建立和完善我国有关船舶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程序的必要性

《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 9章仅对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设立程序做出规定 ,并没有明确规定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程序问题 ,基于此 ,本文通过比较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异同 ,初步提出建立和完善我国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程序的立法建议。     

主权投资基金的法律属性及其监管

从资金性质上看,主权投资基金来源于财政盈余或央行储备,分别对应国有资产管理和外汇管理两个法律范畴;从法律主体形式上看,主权投资基金可能构成行政机关法人或者国有企业法人.现有的主权投资基金监管框架包括国内法和国际监管合作两个层面,其中母国的专门立法、主权投资基金作为主权豁免适用之例外以及东道国对外资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发挥着核心作用.目前国际监管合作缺乏实质效力,其完善尚需时日.     

作为一种理想治理之道的无为而治——基于儒道法比较的视角

无为而治作为一种理想的治理之道为先秦儒道法三家所共有,但就其内涵、根据、途径、目标等方面来说,三家又存在很大的差别。儒家基于对人的道德意志和道德能力的信心,主张以民为本,通过以君子为典范的道德教化,使民"有耻且格",实现天子垂拱南面而治的理想。道家以道为本,主张效法自然,清静自守,无为而无不为,使民无知无欲,实现小国寡民的状态。法家基于人自利自为的本性,主张以国家和君王为本位,严刑峻法,使民知法自治、畏法自律,实现以刑去刑、君佚臣劳的理想局面。无为而治对当代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有借鉴价值,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     

“中国之治”语境下的职业农民制度优势及其转化路径

职业农民制度体现"中国之治"新境界,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这种优势通过三个层面的特征充分展现出来:紧密结合我国农业农村基本国情,彰显中国特色的制度底色与品格;直击新时代城乡二元问题的症结,彰显全面深化改革的使命与魄力;开拓运用"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准则,彰显制度的全局观与创新力。职业农民制度的优势最终需要通过制度的有效实施方能转化为治理效能。确保制度有效实施需注意两个方面:其一,作为具有"一揽子制度"属性的职业农民制度,各项配套制度和实施方案的整体推进是制度得以有效实施进而形成治理效能的关键;其二,作为事关农村"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职业农民制度,提升制度执行能力是制度目标得以精准高效达成的关键。     

现代性场域下生存焦虑的生成逻辑

生存焦虑源自人的特定结构及其展开方式,而现实的生存焦虑则根源于特定的社会结构及其展开方式。由资本的运行逻辑所导致的市场化、资本化、符号化、全球化,使得现代性场域下的生存焦虑具有集体的、类的性质。整体性焦虑的复杂性取决于主体和客体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还相关于造成生存焦虑之社会根源的故意与非故意的任性行为,更相关于由于人格缺陷或社会不公正所导致的生存焦虑。现代生存危机并不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危机,而是制度危机、文化危机、情感危机和精神危机,且已超出个体和集体的范围,变成了整体性的、类的焦虑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