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让生活更美好

＂让守信行为受到褒奖,让失信行为受到惩戒＂,这是湖南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目的所在。2005年以来,湖南在全国率先开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至今已初步建成包括组织体系、制度体系、信息系统、中介服务、激励惩戒和宣传教育机制在内的社会信用体系基本框架。但湖南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信用缺失现象还严重存在,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合同违约、商业欺诈、恶意拖欠和逃废银行债务等失信违法行为时有发生，这些不诚信的现象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降低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增加了交易成本，不利于社会稳定，成为影响湖南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障碍。     

城市管理缺失之殇

距长沙女孩杨丽君暴雨中坠入下水道,被急流卷走已经有些时日,管理部门宣称"有一线希望,决不放弃",人们点燃蜡烛为她祈福,然而,日子一天一天流逝,女孩仍然没有任何音讯。再多的悲哀,再多的惋惜,对于一个刚刚大学毕业,鲜花般灿烂的生命,都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悲伤。女孩的逝去留给我们无尽的悲伤,但是这种悲伤绝不鲜见。2010年5月4日广州,一女生在暴雨中,坠入下     

网购缺诚信也缺立法

网购已成为现代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网购中产品质量纠纷、虚假经营、夸大宣传以及商家无底线的恶性竞争等问题层出不穷。究其原因,一是道德层面的诚信缺失,二是法制层面的立法滞后。有人大代表呼吁,网购不应成为法外之地,应抓紧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综合性电子商务法,从宏观上构建电商法律体系,进一步保护消费者权益。     

完善人大代表联系群众制度的对策简

人大代表联系群众存在诸多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制度缺失，即相关的法律规定、政策措施以及工作要求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完善、不配套、不具体等问题。     

村落中“不言而喻”的信任——基于韦伯、滕尼斯的理论论述

不同于现代城市中基于西方契约精神的信任类型,村落型信任主要指的是基于亲缘关系之上的信任类型。本文回顾了马克斯·韦伯和裴迪南·滕尼斯的相关论述,试图阐明村落型信任的概念和其存在基础,结合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分析了促使村落型信任形成的因素,并进一步对这种村落型信任对乡村社会的价值所在,旨在引发人们对这种村落型信任的重新思考,这对新型农村的建设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有益的。     

走出政府公信力的“塔西佗陷阱”

<正>据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去年发布的《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我国总体社会信任水平统计得分为59.7分,低于60分的信任危机警戒线。古罗马政论家塔西佗说:"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和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得罪人民。"西方政治学把这种公众不信任政府时,政府无论怎样做都会受到质疑和批评的现象称为"塔西佗陷阱"。近年来"躲猫猫"、"瘦肉精"、"悬浮照"等公共危机事件和"瓮安事件"、"乌坎事件"、茂名PX事件等群体性事件的接连发生,表明政府公信力正面临     

修复权力政治性信任之财产公示制度

财产公示制度作为公认的有效反腐利器,是修复权力政治信任的有力途径,在我国的施行刻不容缓。公职人员与权力密切联系,其财产信息已经进入公共领域,不属于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公职人员应当公示所有类型的家庭财产,包括不动产、动产、有价证券、债权债务、礼品等,公示级别不宜限制于高级官员。公职人员财产公示的最好形式为网络公示,方便民众的日常查阅和监督。     

脱节

尽管今日信任缺失的程度大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我对人性始终保有一丁点的信心。我信的是什么呢？我信一个贪财若渴、好色如狼的大贪官在干了一整天的坏事之后，晚上回到家里看见熟睡的孩子时，双眼也会闪现一抹温柔的神色。     

经济改革期理性化对中国社会诚信体系的影响

经济体制改革初期,诚信缺失行为在我国屡有发生。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可以从韦伯的理性行动概念出发,对诚信缺失行为进行简要的分析。韦伯的工具理性行动指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动,而价值理性行动是对一种终极价值的信仰,至于结果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在现阶段,我国诚信缺失主要是价值理性让位工具理性所导致的,因此,当前健康稳定的诚信体系的建设有赖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平衡。     

公众信任与警察形象建设——兼论卢曼的信任理论对警察形象建设的启示

公众信任是警察形象建设的基础。影响警察公信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关于信任分类的重要思想对警察形象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