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疫情网络谣言的刑事规制难点与司法应对

涉疫情网络谣言的治理,刑法不能缺位,但也不能越位。实践中对涉疫情网络谣言刑事规制难点在于因果关系难以认定、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界限不清、此罪与彼罪之间适用混乱等,准确判断涉疫情谣言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需要从谣言造成公共秩序的破坏程度、谣言的流传扩散程度、编造者和传播者的主观恶性程度及对疫情防控的阻碍程度等四个方面综合考察,厘清刑事治理边界,确保精准打击,实现宽严相济。     

妨害传染病防治案件的刑法适用与实践考量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在司法实践中较少适用,但却是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法律防控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罪名。依法防控需要从法律适用和实践两个维度,准确适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相关规定。在法律适用层面,需要重点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及其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区分进行分析;在实践层面,需强调办理妨害传染病防治案件应注意坚持证据裁判原则、积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做好释法说理工作。     

基因信息在保险核保中的应用及其限度

基因信息可应用于保险核保的理论基础在于保险的风险分类理论与保险法的对价平衡原则。政策、伦理、道德、技术等方面的反对意见并不足以否定基因信息应用于保险核保的正当性,因为商业保险不应承担社会保障职能;基因信息相比一般医疗信息不具有特殊性;保险承保的本来就是具有不确定性的风险,基因检测的准确性也在逐步提高。是故,应当允许基因信息应用于保险核保,但为防止基因信息的滥用,还须通过规范的方式明确基因信息的应用限度:明晰保险人获取基因信息的方式;设定保险人使用基因信息的条件;规定保险人对于依据基因信息作出不利被保险人决定之理由的披露义务;强化基因咨询师的咨询与建议职责;完善对被保险人的救济机制及其具体运作规范。     

微信搭桥 织就联系群众服务网

抓住互联网普及面广、信息传播快的特点,黑龙江鹤岗边境管理支队建设路边境派出所创新建立“微信群1+N”工作模式,即设置1个总群每日汇总信息、22个分群随时掌控辖区动态、116个子群联系每户居民和经营主体,有效织密了联系群众的服务网。架起“普法宣传”高架桥,法治在线“面对面”2019年初,建设路边境派出所探索推行了“普法惠民、为民服务”工作做法,以“普及法律常识、提升守法自觉、加强自我保护”为工作目标,在日常走访宣传的基础上.     

纵深推进不动产登记改革

不动产登记是指依法将不动产权利归属和其他法定事项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的行为。其所涉及的群众和企业数量众多,面对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新要求,迫切需要纵深推进不动产登记服务改革。在国家统一部署下,各地陆续实现不动产登记机构、簿册、依据和信息平台“四统一”。南京通过优化业务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创新服务等举措,改革成效逐步彰显,极大方便了办事企业和群众。     

“信息流行病”的产生、传播与治理

"信息流行病"已经成为信息化时代经常暴发并能快速扩散的常见"信息疾病"。"信息流行病"的生成机理是信息过载和信息不确定叠加作用,其传播机制表现为媒介构筑的拟态环境中虚拟网络社交关系的连接。治理"信息流行病"需要确保信息公开透明,阻断传染源;同时加强主流媒体与市场化媒体的分工协作,减少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变异;重视公众媒体素养提升,提高抵制谣言、情绪传播的免疫能力。     

江西省"放管服"改革:缘起、困境及其优化路径 ——基于合作治理的理论视角

自"放管服"改革全面提出以来,各省市在简政放权、优化监督与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改革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证明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力武器。但是改革同时也面临巨大的挑战,以江西的改革为例:改革涉及主体问题突出、服务理念贯彻不彻底以及合作平台的非规范使用等。正是基于对江西"放管服"成就及其困境的梳理,援引合作治理理论,力求在政府和社会组织、企业、中介机构之间构建起合作关系,在培育合作主体、优化合作机制、健全合作制度、依托信息平台的具体实践中,破解改革遇见的难题,实现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多维度融合 深层次挖潜 构建智慧交管新生态——南京公安交管创新型警务体系建设与智慧应用

为实现交通监测具象化、研判分析常态化、协同指挥一体化、执法监督全程化以及信息服务多样化,南京交警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建设“情指勤”一体化、数据整合共享的大数据支撑平台,提出跨多源数据、跨多业务板块的智能化研判体系,搭建一体化信息服务与发布平台,并综合利用各项新技术深层次挖潜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等交通流运行规律,进行精细化立体管控,构建智慧交管新生态。     

网络信息安全犯罪的定量评价困境和突围路径——大数据背景下网络信息量化标准的反思和重构

刑法对网络安全的保护立场,正由网络运行安全转向网络信息安全。刑事立法更新不断增设网络信息安全专属罪名的同时,刑事司法的定量评价体系却未能一体构建,成为网络安全刑法保护的薄弱环节。当前网络信息安全犯罪的定量评价体系缺乏明确的逻辑主线,同时适用错位的“传统法益侵害程度”量化标准和模糊的“数据规模”新型量化标准,无法满足网络信息安全专属罪名司法适用的准确性和统一性需求,导致了司法适用的困境。消弭规范和技术之间的差异,以“信息规模”为定量评价核心的基础上,建构信息价值的分层评价模型,并将“组信息”作为基础的数据规模计量单位,是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突破网络信息安全犯罪司法定量评价困境的合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