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现代法治精神推动行政诉讼法修改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下称《行政诉讼法》)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以来,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得到很大的发展,但也日渐显露出诸多结构性缺陷和深层次矛盾.尽管司法机关相继颁布实施了一系列关于行政审判工作的司法解释,但仅靠司法解释现已无法解决一些深层次矛盾和结构性问题.应当立足于中国国情,注重修法方案的可行性和实践性,从实际出发对不合时宜的制度规范进行修改:应调整、重述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应以“行政争议”代替“具体行政行为”作为界定受案范围和起诉权的基本标准以扩大受案范围和当事人保护范围；行政诉讼法救济应扩大范围、简化程序,建立赔偿专项准备金制度和法院支付令制度,提升效率和便利当事人；应兼顾行政诉讼立法的公平与效率；行政争议解决机制应坚持司法最终性；应将符合法治精神的司法解释选择纳入法律文本；把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司法解释予以排除；应当重新正确认识并积极运用好检察指导,为完成艰巨的修法任务创造必要的社会共识条件.     

聚焦行政处罚法大修

为"执法为民"注入暖意 修法,大势所趋 相较于2021年同一年实施、自带满满热度的民法典,前不久新修订实施的行政处罚法的关注度显得略微逊色些,殊不知这部法律与每一位公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由于我国行政管理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所以行政处罚也就随之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刑法立法解释权行使条件的反思与明确

14年来8次刑法立法解释权行使的“乱象丛生”.未来需要以法律解释之间的关系为线索,对刑法立法解释行使条件进行合理规范,借助《立法法》修改等立法时机,逐步构建体系化的刑法立法解释权合理行使的机制,从实践中理顺了立法解释权与司法解释权的关系,也就为立法解释权的正当合理性增添了最大的说服力.     

公安派出所消防监督执法工作研究

公安派出所在开展消防监督执法工作中面临授权不明，职责不清，职能交叉等多重困境。应坚持效能导向，从完善法律法规，加强部门协作等方面提高公安派出所消防监督执法工作质效。     

人大监督与监委监督的区别分工和衔接配合

在监察委员会成立后,国家监督体制被重新整合,形成了人大监督国家机关和监委监督公职人员的二元监督体制。在新体制下,人大监督与监委监督既有区别分工,又要衔接配合。人大监督与监委监督的区别分工主要表现在监督对象、监督内容、监督标准、监督形式以及监督的法律后果等方面。人大监督与监委监督的衔接配合主要表现在人大监督与监委监督的交织点上,即人大监督中发现的公职人员违法犯罪的问题线索要移送监委调查处置;监委对由人大产生的单位提出监察建议要征得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同意;监委对由人大产生的国家公职人员的问责或其它处置要先提请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审批,由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先行相关处置。同时,必须以新体制为契机,以《修正案》和《监察法》为依据,总结《监督法》实施十三年来的经验与教训,修订完善《监督法》。     

“抗疫立法”开辟法制完善新路径

2020年,面对史无前例的新冠肺炎疫情挑战,国家立法机关以紧锣密鼓的立法、修法节奏,为举国抗疫源源不断地提供法制利器,留下了“抗疫立法”的独特轨迹。     

合肥南站“卡门事件”的理法分析及处置路径——兼论《治安管理处罚法》涉铁道运输安全条文的修改

全国范围内类似合肥南站"卡门事件"的情况时有发生,但各地铁路公安机关的执法依据并不统一,多数按《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或《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77条危害公共安全对相应责任人予以处罚。而通过事件回溯与理法分析可知,此两条执法依据并不完全适用于此类情况。若通过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涉及铁路运输安全的条文以解决当前争议,建议采用严格主义的纯秩序犯归责方式进行修改;若维持现行制度,则建议铁路警方提高政治站位,提升思想认识,密切与站务人员协同合作,文明执法,规范执法,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安观,以民生警务新思维构建新型警民关系,提升铁道警务组织形态现代化建设。     

反思修改中国《海商法》之努力

如今重新审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它重要的历史价值.近年来,修改这部法律再度成为热议的话题.未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修改,应该以其实施以来的实践积累为基础,以深入的理论研究为支撑.修法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从现在起,统筹规划,整合各种资源和力量,显得非常重要和必要.     

论商标法上的权利丧失原则

商标权与在先权的冲突是商标行政执法和司法中经常遇到的一个法律问题。所谓在先权利是指成立于商标权之前的合法权利。根据我国《商标法实施细则》和外国商标法的规定以及民法原理,在先权利包括商标权、著作权、外观设计专利权、其他知识产权,如商号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