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及对四川自贸试验区发展的思考

从2013年9月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至今,我国已批准设立11个自贸试验区,初步形成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全面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在更广领域、更大范围形成各具特色、各有侧重的试点格局。四川自贸试验区作为其中之一,应在先行先试中找到自己的特色,构建起四川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一带一路”视角下的中巴经济走廊的进展与面临的风险

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巴经济走廊经过近4年的建设,项目实施进展顺利,在产能合作、能源合作、金融合作、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但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还要面临政治、经济、安全、道德以及域外干扰等方面的风险,需要重视风险评估与管控。     

把握民生保障制度新境界

建设统筹城乡的新时代民生保障制度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强调:"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1]20-21这不仅仅是将农村居民搬进城市或者城市人口比例增加,还需...     

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融资模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实践的分析

第三方市场合作(third-party market cooperation)是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倡导的"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的国际合作新模式,主要表现为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在第三国进行投融资、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基于已有项目实践,根据中国与发达国家企业在东道国合作的密切程度,本文归纳了第三方市场合作的4种融资模式,分别是"共同承建""一方出资、一方承建""合资"与"共同出资、共同承建"。影响第三方市场合作融资模式选择的主要因素包括中国与发达国家资本充裕程度的差距以及东道国政治环境的稳定程度。中国与发达国家资本差距越小、东道国政治环境越稳定,越有可能达成"合资"与"共同出资、共同承建"这两种合作密切度更高的融资模式。目前中国已与十余个发达国家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其中中日两国的第三方市场合作进展得最快。本文基于越南宜山水泥厂、泰国东部经济走廊、中欧班列等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代表性项目案例,验证上述关于融资模式选择的假设,并建议下一步研究议题应包括第三方市场合作融资模式的国际合作机制、国际规则及投融资争端解决机制等。     

情感递偿、情感迁移与情感反哺：主播与粉丝的情感劳动过程研究

在网络直播与粉丝经济时代,涌现出以网络主播为代表的直播带货主播群体。以网络主播及其粉丝为研究对象,研究两者之间的情感劳动过程发现：首先,带货主播及其粉丝卷入“情感递偿”的循环过程中,即资本参与下的“情绪—情感”劳动循环过程。“情绪—情感”劳动是从微观到宏观、从场内到场外的连续过程。其次,粉丝的情感劳动规训过程可以概括为“情感迁移”现象,即情感的界面化、神交化和(男性情感劳动的社会性别)认同化。最后,在“情绪—情感”劳动循环过程,主播出现“情感反哺”行为,这是一种跳脱资本逻辑的行动,即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状态的同时,回归情感体验的海德格尔意义上的“生存人”状态,从而使一部分情感资源跳脱出“资本—情绪劳动—情感劳动—资本”的“情感递偿”循环过程,展现出线上情感劳动的另类形态。     

创新探索建设共富型农村社区

<正>湾底村位于宁波市鄞州城区近郊,由8个自然村组成,2002年11月正式建设新农村,村域面积1.0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380人。2003年9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到湾底村调研“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作,他强调,要率先走出一条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子。在之后多次召开的全省“千万工程”有关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对鄞州区积极改革探索、建设农村新社区等做法予以充分肯定。近20年来,     

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差异化分层路径探析——以东南亚地区为例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高质量发展成为未来“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目标.为此,不但需要考虑中国的诉求及“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自身建设的需要,也要对其合作伙伴及推进路径做出合理选择.“一带一路”研究的侧重点应从必要性向可行性转变.基于长时段—结构与中时段—局势、历史与现实二元互动的分析框架,本文提出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宜差异化分层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依循以国家重要性分类为基础的项目分层路径.根据这一分析框架,文章首先确定东南亚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的类别归属,进而分析在互联互通维度中国与相关类型国家实施长期、中短期等项目的可行性和利益保证.在“一带一路”项目推进中,中国重点深耕、推进长期项目合作的国家应主要集中在中南半岛,而对于其他东南亚国家则应该侧重能够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有所收益的中短期项目.     

阿富汗乡村青年带着地毯来上海

我从事国际关系研究,从1996年至今就没有离开过阿富汗议题。六年多前,首届中国进博会还在酝酿和招展之际,笔者在上海社科院接待某代表团,其中就有阿富汗的代表。那时候,中国主流媒体的热词是“中国梦”和“一带一路”。这位能说汉语的阿富汗学者就饱含热泪地告知:“为什么阿富汗不能有梦想?因为我的家乡只有地雷,无法融入‘一带一路’。”作为高端智库从业人员,我把阿富汗学者的忧虑报告给了国家对外援助部门和联合国相关机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