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债危机的形成机理及其启示

美国当地时间8月5日晚，国际评级机构标普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由AAA降至AA＋，引发全球投资者及业内人士密切关注。此次是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近百年首次被下调，缘于美国债 务负担不断加大，且美国政府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实施不得人心。从长远看，这很可能是全球金融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     

我能否要求张某赔偿医疗费损失

两年前张某借给我3万元。半年前我还款时，张某提出还28000元就行了，给我打收条写道“今收到苏虹还款28000元，余款2000元本人放弃。”后我们发生摩擦，他提出没有理由免除我债务，并向我索要该2000元。最近我俩冲突时，他用茶杯将我砸伤，我为此花去医疗费1000多元。我要求他赔偿医药费。他说已咨询有关人士，因我俩互负债务，他有权提出债务相抵。请问他所说的是否正确，我能否要求他赔偿医疗费损失？     

“黄金法则”：通向公共预算平衡及削减公共债务的法律之路？

针对令人堪忧的财政赤字及公共债务现状，法国在最新的宪法修正案中提出了以“黄金法则”为原则的公共财政平衡宪法草案。以此宪法草案的出台为背景，从全新角度阐述了公共财政领域内经济逻辑与政治逻辑之间的矛盾，分析了公共财政平衡法律的实施范围及如何运用不同的时间标准来判定公共财政是否达到真正平衡，详细解释并重塑了财政赤字的定义及公共支出的分类。有关公共财政平衡的法律规则必须更为灵活，并且需要通过一个多年制的整体框架，将法律规范与公共管理行为相结合，才能建立起一种能稳定并有效控制财政赤字及公共债务的机制。     

中国经济外忧内患

降中回稳的中国经济可谓冷暖气流交织,经济增长虽无近忧,但却有远虑。消费增速相对比较平稳,但实质是名升实降。楼市清冷,高利贷泛滥,国内经济结构调整远没有到位,外部环境又呈衰退之势。经济凉中带暖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总体延续了二季度轻踏"减速板"的态势。数据显示,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有所下滑,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不同程度放缓。     

域外民法典中的夫妻债务制度比较研究——兼议对我国相关立法的启示

在域外的多部民法典中,确立夫妻债务规则的立法模式可划分四类,其中在夫妻财产制中规定对外财产责任最为常见。实行不同种类夫妻财产制,配偶之间负担对外财产责任有别。夫妻共同债务范围可区分为大、中、小、超小四种法例。配偶承担连带责任的债务通常限于共同生活的必要、共同财产所生债务、夫妻合意之债,且夫妻对半负担共同债务之清偿责任;个人财产仅在特定情形下对共同债务承担补充责任。夫妻一方个人债务由本人负责清偿。夫妻共同财产或者配偶一方个人财产清偿了另一方配偶个人债务的,获益配偶方应予以补偿。基于保障对外财产责任履行和配偶另一方利益等考虑,立法禁止或限制配偶一方擅自处分、让与其财产或财产利益。我国制定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确定夫妻对外财产责任时,既要充分考虑夫妻均是独立个体,有各自的个人利益,又要考虑夫妻是婚姻共同体的成员,彼此具有共同利益;坚持民事主体地位平等,既合理分配夫妻对财产责任负担,又要公平保护第三人权益。     

通过破产法解决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美国的经验和启示

在美国,地方政府因公益而不倒,又因宪法明文禁止州立法修正契约义务,故当地方政府陷入债务清偿不能的困境时,往往只能借助联邦《破产法》为地方政府的经济复兴赢得时间。通过破产法框架解决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固然有其优势所在,但也有其无法克服的局限。加之地方政府债务困境的复杂成因,因此要解决部分城市所出现的系统性危机,必须将联邦层面的破产法机制与州层面的积极财政干预有机地结合起来。我国目前愈演愈烈的地方债危机的化解可在相当程度上参酌美国的成熟经验。以中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为着眼点,未来我国要注重构建法定的地方政府债务调整程序以及建立出现地方债危机时上级政府的应急介入机制,从而把地方债的治理纳入法治的轨道。     

徐永建:用大局视角做好总法工作

"一个具有法律思维和实践经验的总法律顾问,如果能有一个合适的舞台,一定能够创造出超越‘法律’的业绩。"短暂的沉默过后,徐永建在会上还是提出了一个核心的问题,虽然得到的回应有限,但是大家在关键时期对于国企改革路径的谨慎发言还是很有默契,深耕国企多年的徐永建对此也自然了然于胸。一天的会议结束,徐永建并没有休息片刻就开始了与记者的谈话。临近年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正>宁政发[2015]11号各市、县(区)人民政府,自治区政府各部门、直属机构:为进一步规范政府性债务管理,切实防范债务风险,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现就加强全区政府性债务管理工作提出以下意见:一、总体要求(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建     

我国合同拘束力理论的重构

围绕合同债权的拘束力问题，存在着债权-债务构成与合同构成两种不同的理论模式。我国合同法在总体上选择了合同构成。但由于理论上的准备不足，无论立法者还是解释者都没有清晰地意识到上述两种构成的存在和意义，而是误用了早已扭曲变形的严格责任体系和过错责任体系作为理论工具，导致合同法在立法和解释上都夹杂了很多债权-债务构成的成分，不仅造成了严重的体系矛盾，而且在一定范围内引发了法律效果的偏差。这些矛盾和偏差需要通过用纯粹的合同构成对现行的合同拘束力理论进行重构方能化解和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