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对域外法院惩罚性赔偿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是英美法系中普通法上的一种法律救济措施。该制度与大陆法系侵权法上崇尚的实际损失赔偿原则不同。本文研究了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自身价值与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该制度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以及该制度与民刑分离理想,提出了我国应该对域外法院惩罚性损害赔偿判决有选择性地予以承认与执行。     

赵泽民:华泰律师的执着与荣耀

正义女神一手持有衡量正义的天平,另一只手握有为主张权利而准备的宝剑。无天平的宝剑是赤裸裸的暴力,无宝剑的天平则意味着法的软弱可欺,天平与宝剑相互依存。女神挥舞宝剑的力量与操作天平的技巧得以均衡之处,恰恰是健全的法律状态之所在。     

徐悲鸿维权

现今社会，中国公众的版权意识逐渐形成，维护知识产权的案例也随之增加。可是在几十年前的民国，人们的版权意识还相当淡薄，当时的法律对知识产权也没有任何相关规定，作者想维权也无处伸张自己的正义诉求，连大画家徐悲鸿，也曾因为知识产权打过一场官司。这场官司让他哑巴吃黄连，不仅败诉了，还产生了混淆视听之危害。     

论社会发展价值取向的偏离与归正

当代社会发展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及其矛盾,究其根源,就是人们对社会发展价值取向上认识的偏离,拒斥社会发展的价值主体,单向度的“见物不见人”。对科技的崇拜,对经济增长与物质财富的累加为终极价值目标。因此,我们必须树立科学的社会发展观,校正社会发展中价值取向的偏离,坚持社会发展价值取向的全面与协调。     

法治的基础是司法

嘉利来案再次证明了,构建一个强大的中央法院系统,乃是司法改革的当务之急嘉利来股权争议案,已经走完可以设想到的行政、司法救济程序。但嘉利来方面主张,自己没有得到应得的正义。假如略微仔细地考察这些程序,也不能不承认,嘉利来要得到正义,确实比较困难。嘉利来公司首先寻求     

古希腊正义思想及其当代回应

在人类思想史上,正义或公正范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最早的正义思想产生于古希腊神话中,而从哲学的高度讨论正义问题始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则作了更为全面的论述。柏拉图将正义与德性、社会分工紧密联系起来。亚里士多德除了认真给正义下定义以外,还提出了关于分配正义的两个难题。古希腊正义思想对当代正义观有深刻的影响:麦金太尔的“正义是美德”的思想受柏拉图、亚氏影响甚深,而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与诺齐克的“作为权利的正义”之争正是对亚里士多德关于分配正义的两个难题的当代回应。     

柏拉图教育理想的人性解读

《理想国》中,人性(灵魂)始终是柏拉图关注的焦点,他把灵魂分为三种状态:理性部分、无理性部分和激情,三种状态互不干扰就是正义最初的本质;每种灵魂状态分别在灵魂中占主导地位时就形成不同阶层的人。而不同阶层的人在国家中各安其位,就形成了正义的国家——理想国。柏拉图主张用教育促使人们灵魂转化——向“善”以达到理想国的实现。人性既是柏拉图教育理想的起点,又是终点。柏拉图提出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值得商榷,但它反省人性、追求“善”的精神正是当今教育所必需的。     

数字时代正义的内涵变迁及法治保障

数字时代的到来促使正义理论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围绕数字正义、数据正义、算法正义等概念讨论所引出的核心问题是：数字时代的正义观是传统正义模式的移植,还是基于科技发展衍生出的新型正义结构?实质上,数字时代正义的内涵已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传统正义观中人的主体性地位因人工智能普及而降低,让位于技术理性;正义的作用对象扩大到机器行为,并因此产生算法公开的正义实现方式;正义的发生场域拓展到信息空间,出现场景正义和可视正义的新类别。正义内涵的变化带来了数字非正义问题,数字鸿沟、数字歧视以及数字强权成为区域和群体间不平等矛盾的新缘由。解决非正义难题需要建立全新的法律路径,在实在法层面合理分配数字权利,在程序法层面强化可视化纠纷解决方式,从而为数字正义的实现提供法治保障。     

国际邻避：全球生态治理的困局与应对

全球生态治理是管窥全球治理的重要棱镜,也是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可行密钥。然而,囿于各治理主体的身份失衡,既定国际秩序与全球生态实践的原有预期存在抵牾,且未能有效兼顾相对贫困经济体的实质性利益,其负外部性不断引发国际社会担忧,产生国际邻避困局。在风险不确定的背景下,国际邻避困境的生成具体表征为环境正义与国际空间秩序的张力呈现、民众风险感知的放大效应与政府科技理性的功利效用以及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空间权利归属的分配性冲突、跨域生态环境的共享性冲突与国家身份属性的内生性冲突是国际邻避困局产生的主要肇因。面对愈发显著的国际环境群体性事件,为规范环境保护进程,全球生态治理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倡导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主体多元化;坚持平等互帮互助互信,打造“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提升生态治理科技水平,开展全球生态治理多领域合作。唯有如此,“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蓝图愿景才得以擘画,全球生态合作共治的绩效才得以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