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轻缓化视野下的中美自由刑执行措施比较

自由刑在当代各国刑罚体系中处于中心位置，刑罚轻缓化实现的关键在于自由刑的轻缓化。有效的执行措施是刑罚轻缓化实现的重要保证。中关两国在自由刑具体执行措施方面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深入理解并合理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执刑措施，对促进中国刑罚轻缓化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对公司超额负债以及股东出资债权化的法律规制

公司借贷资本与权益资本过分悬殊，形成超额负债；股东出资债权化则是指投资人以借贷之名行出资之实，或者直接由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或购买公司债券。这两种行为都是不合理地增加了公司其他债权人的风险，因此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法律规治措施：一方面限制公司的资产负债比，避免超额负债公司的出现；另一方面在公司终止环节对于股东出资债权化并且构成超额负债的公司，将股东对公司的借贷视为出资，以此维护其他债权人的合法利益。     

排行榜乱象引发公信危机

日益混乱的排行榜和黑幕重重的名次评比，使“排行榜”逐步失去公益、公正的面孔，转而成为商业化、娱乐化符号。在这种背景下，“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一出炉就遭到质疑，被认为是商业化操作的结果。     

币缘:金融化时代的国际关系

随着信息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以及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的深入发展,当代国际关系的基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一变化影响了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的内涵与形态,改变了国家的行为方式,也改变了当代国际关系.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成型的"美元本位制"成为当前全球经济和政治的主导力量,各国围绕美元体系形成的币缘关系,成为国际关系中值得关注的新现象.     

毛泽东三大发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高潮

大革命失败前的1925年至1926年间毛泽东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发现,1925年至1927年间他关于以贫农为主体的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数量广大和具有极强革命性的发现,大革命失败后的1928年至1930年间他关于中国革命可以利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存在的广大空隙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发现,勇于突破在当时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理论观念的局限,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掀起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高潮,从而找到了把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关键,使中国的革命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     

贪污受贿罪附加刑需完善

近年来,党中央反腐败的决心越来越大,司法机关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强,然而腐败之风仍越演越烈,被发现查处的案件逐年增多。其中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本文认为司法实践中对大多数贪污受贿罪的刑罚失之过宽、打击不力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刑罚的类别包括主刑和附加刑,就主刑而言,贪污受贿犯罪主刑轻刑化已成为一个普遍的趋势,而对于附加刑,其作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使贪污受贿犯罪的刑罚更加失衡。本文仅就附加刑问题展开论述。     

从《关雎》之解看儒家的和谐观

在儒家看来,<关雎>中的后妃之德在其性情和谐,后妃性情和谐则可以使夫妇别、父子亲、君臣敬、朝廷正,王化得成.由关雎之乐到王化之成是儒家和谐观由近及远,由小及大,由自然及于社会的生成过程.这一过程其实是因兴以为比的过程,也是逻辑推衍的过程,其关键在于作者与文本的认定,在于诗歌重心的调整.从<关雎>之解,也可见出儒家和谐观"和而不同"的等级实质与"礼乐刑政"四位一体的实践品格.儒家和谐观中强调差异、有序、理性与温和的特征使其在当今社会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和谐观的局限则主要表现在于本然状态的遮蔽,以及公正与法制的欠缺.     

法治与和谐：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价值契合

无论在刑法理论中还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是相互依存,相互印证的概念,两者都属于刑法运行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单纯地强调犯罪化或是非犯罪化都有片面之虞,是对这两个概念内在价值意义的不全面理解。犯罪化的理论意义及实践价值在于它体现了刑事法治的内涵构造;非犯罪化则对构建刑事和谐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对公安院校学生管理模式的思考

公安院校学生管理工作要在实行警务化管理的基础上,体现＂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管理理念,把警务化管理与人性化管理两种制度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建立一个符合现代公安院校发展的新型学生管理模式。     

戈鲲化：哈佛首位中国教授

走进著名的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你会因墙上悬挂着的一幅满清官员大照片而惊讶。他就是第一位到美国名校任教的中国学者戈鲲化（1838—1882）。120多年前，戈鲲化在美国哈佛创立了中文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