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重实证──世纪之交对犯罪理论研究的期望

当前公安队伍存在警民关系紧张、警队管理简单、缺少关爱、民警保障不足等诸多问题,追本溯源,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管理智慧,将警营文化建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相结合,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是儒家思想,而儒学"仁学、礼义、中庸、保民"思想与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忠诚、为民、公正、廉明、奉献"一脉相承,践行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应当传承发扬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并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运用于培育警察素养、管理警队,营造"刚健有为、积极进取"的儒警文化氛围,以建设一支并将其具有良好道德水平的当代儒警队伍。     

儒、道、佛在苗族中的传播和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儒、道、佛三足鼎立。作为一种社会主流文化,儒、道、佛在苗族中的传播和影响是深刻的。它们是怎样传入到苗族地区的?它们给苗族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本文将探讨和回答这些问题。     

盐铁会议与儒学意识形态有效性

汉武帝外儒内法的政治模式蕴含着日益凸显的儒法之争,昭帝时期的盐铁会议是汉代儒法之争的集中体现.会议双方从是否取消盐铁官营等具体问题出发,围绕义利、王霸、德刑、本末等问题展开激烈辩论.会议实质上是儒法关于儒学意识形态有效性的一场论争,是儒学进一步实现意识形态功能的重要环节.     

为礼所缚的汉代皇权——有关礼之规范功能的一个考察

在中国古代,礼无疑是一套自洽的规范。法律史学界一般只论及礼对法典的影响,很少探讨礼本身,更缺乏对礼治场景的细节性分析。由于汉朝是儒家占据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初始阶段,因此汉朝皇权与礼制的关系是考察这一问题的有效切入点。在汉代,董仲舒"天人三策"之后,儒家思想与皇权的关联性日益强化,学习儒术出身的官员或者说儒吏的数量也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对礼制的守护将博得儒吏群体的忠心和支持,他对礼制的违反则将导致儒吏群体的口诛笔伐。礼的规范功能正是在皇帝与儒吏群体的互动中体现出来的,它所蕴含的独特法律意味也因此获得阐释。     

宋代禅僧的儒学观研究

宋代禅僧对儒学的认识,增添了许多新的精致特点,态度逐渐由对立转变为会通。他们不再简单地用佛教理论化解儒学,而是在承认佛教的教化作用与儒学平等的前提下,或是将佛教与儒学的理论进行比较,或是用佛教的教义会通儒学,或是认为佛教和儒学具有同样的社会功能且都可随时教化。宋代禅僧的儒学观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性,使佛教逐渐走上了中国化、世俗化的发展道路,为宋明理学的产生、发展及其演变产生了直接影响。     

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看中国古代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

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为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关于和谐、和合的思想同样十分丰富。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早在春秋时代就已展开了讨论,并产生了几个不同的理论流派。儒法两家的个人与社会的思想是重整体意识,忽视个体意识,个人依附于社会,仁、法术作为人们追求的至善,是一种群体和谐的原则,社会的秩序是一种以义务为中心的秩序。而道家体现的则是一种出世的、超脱义利的思想,其把个人与社会完全对立起来,意在把个人从社会关系中脱离出来。在我们建设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和谐社会的今天,深刻地研究传统思想的内涵是很有意义的。     

宋明理学与佛学关系蠡测——“格物贯通”与“渐修顿悟”之比较

儒佛关系是宋明理学研究中重要问题。比较"格物贯通"与"渐修顿悟"的异同是重新研究宋明理学与佛学关系的具体切入点。"渐修顿悟"是中国佛教在探讨"渐次修行"和"直下了悟"的关系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渐修"为权、为方便,以"顿悟"为实、为了义的修行观;"格物贯通"是程朱在融合《大学》"格物"和西晋杜预"涣然冰释,怡然理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认识天理的方法,而与佛学之间没有明显的理论继承关系。"格物贯通"则通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格物工夫,在求得"物理"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对天理的整体性把握。通过辨析宋明理学与佛学相似概念的异同,有助于重新解读二者之间的关系。     

中国人的精神生态之简析——儒心、道心与佛心

精神是人的重要存在形态，本质上是生态的存在。生态以有机关联、共生互动、辩证发展等为主要原则，是事物的普遍存在形式。精神生态是个人及其民族的本真存在，能典型地再现个人及其民族的特质。儒心、道心与佛心共同构成中国人的精神生态，三者作为生态因子的辩证互动，是“德”与“得’’矛盾的展开、发展和解决。作为安身立命的精神基地、生存发展的动力系统，儒心-道心-佛心的精神生态为中国人的生存、中华民族的进化，发挥着重要作用。     

人性论视阈下先秦道儒墨法四家利害观概要

人性善恶能否"以利害推说"是中国传统伦理史中的主要议题之一,虽于古有诸多论述,但于今尚未得到充分研究。从先秦道、儒、墨、法四家利害观中不难看出,"利害"和"善恶"紧密相联,其联结点是"趋利避害"这一"人性"或"人情"。趋利避害尽管是人在自然和社会两个层面都具有的性质,不过,在道德世界里,自然层面的趋利避害是人的一般性,而伦理层面的趋利避害则是人的特殊性,人之所为人一定程度上就在于人能够根据"善恶"的理念和准则趋利避害,这也是先秦道、儒、墨、法四家利害观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