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墨抑儒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从传统学术流变看中国人接受社会主义学说

伴随近代西学东渐而形成的墨学复兴思潮,是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向先秦非儒学派寻求救国理论的一次探索,并直接与当时的正统儒学尖锐对立。五四新文化运动诸多健将借助西学的阐释,通过尊墨抑儒、以墨攻儒,利用墨学所具有的平等性、平民性,打破礼教的单向性、绝对性,以中国自有的群体本位主义的非正统思想去反对正统思想,作为思想解放的手段,促成了中国传统学术的重大转变,墨学压倒儒学,成为当时的时代潮流。由于墨学反映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阶级的利益,主张人人平等,勇于使用暴力反抗压迫,可谓"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因此墨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能够与西方社会主义学说对接的传统学术流派,尊墨抑儒这种传统学术上的巨变为中国人接受社会主义学说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使得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立足与发展具备了文化上的可行性。     

牢固树立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权威——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泛化”、“淡化”、“儒化”的思考

在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和巩固中,存在着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泛化、淡化、儒化等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和思潮。它们的存在削弱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对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要积极地应对这些挑战,做好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就必须要在意识形态领域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权威。     

禅抑或儒：杨慈湖“是禅”辨析

作为陆象山的＂高弟＂,杨慈湖的思想及其影响向来是与对陆象山学术的评价联系在一起的。在以往的评价中,杨慈湖往往被指责为＂是禅＂。实际上,杨慈湖本人对佛、禅基本持否定态度;杨慈湖＂是禅＂的言论或出于门户之见,或析理不精,未可视为确论;论定杨慈湖＂是禅＂,非但对杨慈湖思想本身存在误会,在一般意义上对宋明思想史的研究亦无甚积极意义。     

毛泽东对儒法思想的理解与“批林批孔”运动

"批林批孔"运动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一场十分奇特而又十分普遍的群众性运动,这场运动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除了长期以来毛泽东阶级斗争观点的延续和其他一些现实的社会因素以外,还包括由此导致的他长期以来对儒、法思想,特别是孔子思想和秦始皇历史地位的片面理解,这也是"批林批孔"运动与"文革"时期其他历次群众运动相比较的一个显著特点,本文拟对毛泽东对儒法思想理解的变化与他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论述。     

浅析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因——读赵鼎新的《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产生》有感

本文以赵鼎新的《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产生》为视角,结合该书的相关思想就我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因作了简要的论述和探讨,以期能为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全新的思路。     

从日本学者对“中国”一词诠释的嬗变探索日本的“自我定位”

日本人的国民性所体现出的“缘人”特征与武士道精神，对上下位序非常敏感；自我定位对日本人十分重要，因为上下位序是通过自我定位而决定的。传统华夷秩序所体现的位序，乃中国在上，日本在下。日本的儒学者对传统“中国”一词所预设的华夷之辨与东亚政治秩序，不管是在“文化认同”或“政治认同”上，均难以接受。通过不断地对“中国”一词提出臆想性的解释，日本的儒学者缓解了“文化自我”与“政治自我”割裂所造成的自我定位困境，并让中国经典得以适应于日本的整体文化（自信）之中。日本的国学者排斥儒释文化，认为必须立足于日本的价值之上，才能够认识到中国的“道”误在何处。日本学者对“中国”一词诠释的嬗变，对日本人的自我定位与国际关系，均带来重大影响。     

“引经决狱”与儒法法律文化的融通

两汉时期的引经决狱体现了儒法两种法律文化双向互动的关系。董仲舒在推动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对现实政治以及当时通行的法家文化作了让步,对儒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法家化解释,这种法家化解释在具体的引经决狱实践中也多有体现。同时,儒家又坚持了其核心价值,并在既有的法律体系中灌注了慎刑等人文情怀以及亲亲尊尊等宗法原则,开启了法律儒家化的历程,使西汉以来的法律体系具有了厚重的文化底蕴,重新实现了法律体系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有机融通。     

索隐派与《儒家实义》的“以耶合儒”路线

马若瑟《儒教实义》是一本以儒家经典作为研究对象的书,内容涉及天学、鬼神、灵魂、伦理、丧葬、祭祀等诸多方面。本文通过对"索隐派"背景知识及马若瑟在中国传教事业的大体介绍、对《儒教实义》基本内容的概括,研究作者是以何方式杂糅儒耶、传达天主教天主上帝之理的,从而能够帮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那个时代入华传教士的传教策略及其对中国儒家思想的诠释路线。     

东亚宗教文化模式及其现代意义

东亚宗教受儒、佛、道三大文化圈影响,形成多元通和模式。有四大特色:第一,多样性的和谐;第二,重礼义道德,德以济世行善为教规之首;第三,主体性与多样性、民族性与开放性相结合;第四,人道与神道并重,人文理性居主导地位。发扬这一传统,有益于保持东亚的和平、安宁,并推动世界宗教文明对话。     

韩国儒学研究的一部力作——评《韩国儒学史》

众所周知,中国与韩国是同属东亚儒家文化圈的重要国家。在历史上儒学作为这一地区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学说,在各自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韩国儒学作为东亚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中国韩国哲学研究的主要领域。近年来学者对此一领域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颇有意义的探讨,如在退溪学、南冥学、栗谷学、阳明学、礼学、实学、古籍整理与学术著作译介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