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的原始基因 ——以古文字为视野

中国古代法在问世的最初阶段就形成了其独有的原始基因,即中国古代法所具有的神圣性、权威性、伦理性、多元性和艺术性。原始的图腾崇拜中蕴含了古代法的神圣性元素,而戎礼军律及其实践则塑造了古代法的权威性特质,至于远古的风俗礼仪正是古代法伦理属性的发源地,誓命与御事恰恰表征了古代法的多元性。早期文明中的法体与证据运行方式则显示了古代法的艺术性,这或许正是一种实践智慧。这些原始基因构成了中华法系的基本特征,并对中国古代法律实践活动施以重大影响。     

构建中国的量刑建议权制度

在现代刑事诉讼理论中,作为检察机关公诉权的核心,求刑权既包括定罪请求权,又包括量刑建议权。无论是在刑事法律的立法规定上,还是在刑事诉讼的司法实务中,我国检察官在刑事案件求刑权的行使过程中,凸现的还只是定罪请求权,刑事立法中没有明确规定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诉讼实践中也没有行使本体意义上的量刑建议权。在构建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的法治视野中,必须对检察官求刑权予以扩张和规制,设立与现代刑事诉讼相适应的检察官量刑建议权。     

论刑罚裁量的基本路径

国内学者关于刑罚裁量路径素有争议。刑罚裁量应当按照"确定基本刑———确定量刑情节轻重———修正基本刑"的路径进行。基本刑的确定要在实证基础上合理确定;量刑情节轻重的确定可以考虑借鉴美国的量刑指南的做法进行,然后据此确定量刑情节的轻重;基本刑的修正要优先考虑责难的需要。     

滥用职权罪的立法比较与借鉴

通过与其他国家滥用职权罪的立法方式、分类、构成要件及刑罚设置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我国在滥用职权罪立法方面存在的缺陷。应借鉴国外经验尽快予以完善。     

从罪刑均衡的角度思考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配置研究

法定刑的配置需要遵循罪刑均衡的原则,而罪刑均衡原则之下不同的刑罚根据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通常来说,报应刑要求刑罚不能超过应承担的责任,而预防刑要求刑罚能起到预防犯罪的效果。如果刑罚设置可以满足这两个要求,那么可以说法定刑的设置是合理的。因此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是否合理,需要从报应和预防的两个方面进行回答,即其法定刑是否与责任匹配,是否能够起到预防的作用;同时也是从刑法内部体系审视某个法条与其体系是否相协调的要求。     

三对对应性职务犯罪入罪标准的设定——以最新司法文件相关规定为基础的思考

我国《刑法》设立了“贪污罪—职务侵占罪”“挪用公款罪—挪用资金罪”“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这三对具有对应性关系的职务犯罪。这三对对应性职务犯罪的入罪标准经历了“区别对待→保持一致→区别对待→保持一致”这一变动过程。三对对应性职务犯罪的设立与刑法对公务性职务犯罪和非公务性职务犯罪的区别对待存在密切关联,而与对公有制经济产权和非公有制经济产权的平等保护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关联。在立法层面对公务性职务犯罪和非公务性职务犯罪实行“同罚”的立法背景下,对二者入罪标准所作的保持一致的调整强化了立法上对二者的“同罚”所造成的对从事公务人员予以从严管理的精神无从得以充分体现的缺憾。     

“民刑法防卫过当标准之争”背后的深层理论问题探究

在民刑法中防卫过当标准之争背后,隐藏着诸多基础观念层面的深深裂痕。新旧刑法关于防卫过当的实体性内涵实质是一致的,即便从与紧急避险相协调的角度看亦是如此。把新法条文中的有关“明显”和“重大”等理解为注意规定,并非画蛇添足,尤其不应把民刑法在价值考量和功能取向上的差异作为民刑法防卫过当二元论的内在根据。学界对“民刑法防卫过当一元论”优势的质疑难以成立,对民事司法实务中防卫人因造成不法侵害人轻伤乃至轻微伤而被判防卫过当的不当做法亦应当否定。二元论之所以在指导案例中沦为空谈并在实务中将检察监督置于尴尬境地,是因为未深入分析防卫权行使的现实境况而机械套用“违法与犯罪二元论”并强行界分所致。     

朱子教化思想与行为无价值刑法的回归

我国传统儒家法律文化和法律价值与行为无价值刑法有着天然的契合性,在一定程度上行为无价值构成了我国刑法的长期传统。随着当下我国社会转型,面对层出不穷的社会纠纷和违法犯罪的复杂局面,需要从传统的法文化中汲取借鉴其真精神,以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秩序。而朱子的思想强调教化、主张明刑弼教,以教育手段为主预防犯罪,这些都为当代行为无价值刑法的回归提供了传统文化的借鉴和直接的理论依据。     

论我国环境权入宪的基本架构

环境权是人们享有的在安全、健康环境中生存和排除不当环境退化的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环境权入宪是目前环境权立法遭遇的最大问题,对环境权保障和环境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发展都有着重要影响.因而,在对入宪进行价值正当性、现实可能性论证的基础上,借鉴当今各国宪法环境权的规范模式,构建我国宪法环境权条款,是环境权具体化和制度化的重要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