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台湾地区之“妨害信用罪”引发的思考

信用的发展是个动态过程,现今信用已进入法律调整的阶段,刑法的介入是必然和必需的。我国内地没有关于信用犯罪的专门的立法规定。台湾地区有专门的立法规定和理论研究,值得借鉴。建议内地刑法增设"危害信用罪",在处罚时考虑增加资格刑。     

深度链接行为民刑交叉问题研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深度链接行为越来越普遍。深度链接不仅是单纯的民事侵权行为,也可以上升到刑事犯罪领域,构成相关的知识产权犯罪。在民事中,设链方的主观"应知"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在刑事中只能是故意。在认定行为人的主观应知时,可以引入推定的方法,推定制度在刑法中理应有其存在的空间,但是推定会存在风险,因此在推定过程中应该允许被告人反驳。     

当前我国金融刑法中存在的问题探究

金融刑法是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发展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形成了较完备的金融刑法体系。由于我国金融业起步晚，发展远不够成熟，当前我国金融刑法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本文试对我国金融刑法中金融犯罪的范围、金融刑法的罚金刑、金融犯罪的数罪并罚等问题略作探讨，以期对金融刑法的立法与司法有所裨益。     

报应刑正义价值悖论之缓和——立于刑事立法的宪政基础的考察

报应刑所实现的法律正义是一个悖论，难以实现“恶法亦法”情况下的社会正义。这一悖论的解决难以在实现积极的罪法定原则的我国刑法内部获得，理想的途径是通过对刑法第十三条但书的解读，对这一悖论的缓和起到作用。     

减刑、假释的目的反思与制度变革

我国减刑、假释以教育、矫正犯罪人为目的,为此目的而构建的减刑、假释制度不仅实践操作与目的错位,而且还导致司法腐败、倾斜适用、释放后再犯罪等现实问题。西方国家最初设立减刑、假释制度,并不是为了教育、矫正犯罪人,后来教育刑论者试图以教育、矫正作为减刑、假释目的,最终却走向失败。晚近以来,重返社会思想因关注未来,帮助犯罪人重新适应社会生活而逐渐受到重视,不少国家以重返社会思想为指导,改革调整其减刑、假释制度,扩大渐进释放范围。我国减刑、假释的目的当转向重返社会,并构建以自动给予的减刑为基础的假释制度。     

从权利到人权:或可期待的用语互换——基于我国宪法学基本范畴的思考

将"right"翻译成"权利"遮蔽了"right"一词原有的正义、超越和划界的意义。宪法学的语境有利于个体从国家中分化出来并为国家权力提供一种新的正当性。宪法学"权利"话语出现了从"公民权"、"公民权利"到"基本权利"、"宪法权利"的流变。"人权条款"入宪后为从国际人权公约角度阐释我国宪法提供了空间。从各国宪法文本看,人权作为宪法学基本范畴具有一定的普世性;在我国,用人权取代基本权利作为宪法学基本范畴具有一定优势。     

论打防“两抢”犯罪中的队所协作机制

打防“两抢”犯罪的三个难点以及队所的职责分工，决定了队所之间必须加强协作。公安机关在队所协作机制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部分成功经验，但是也还面临着一些问题。公安机关要以打防“两抢”犯罪为契机，以有效遏制“两抢”犯罪发案势头和减少“两抢”犯罪为目标，逐步完善队所协作机制。     

“见危不助”犯罪化的理性审视——以刑法谦抑性为视角

用强制性的规定换来人们对刑法的遵守,以期社会上违背道德的事件更少发生是无效的,也违背了亲社会行为发生的客观规律。刑法规范是调整人们的行为最后适用的规范,其他规范未适用或不完备时刑法不能介入,将＂见危不助＂行为入罪违背了＂可替代＂性原理,还会带来巨大的司法成本。经过刑法谦抑性审视后,＂见危不助＂行为不应被犯罪化。培养人们对法律的信仰,提升人们的道德修养,完善鼓励见义勇为的措施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两汉时期狱政思想探究两汉时期狱政思想探究

两汉时期是承周秦之制度、启唐明之规模的重要历史时期。以汉律为代表的汉朝法律制度，在封建法制史上不仅居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而且标志着中国封建法律制度的最后确立。两汉狱政思想继承了西周“明德慎罚”思想的核心，融入了改造了的儒家内容，体现在宽缓治狱、恤刑悯囚，等级治囚、优礼长吏，秋冬治狱、春夏缓刑等方面，指导着汉代监狱立法及治狱实践，并对后世封建王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