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筹建全球首家“安全防护”连锁超市

针对内地一些高危行业频发的各类安全生产事故，中国大陆正在筹建首家专业提供安全防护装备及服务的连锁超市，以期使劳动者能享受到国际一流的安全防护品牌服务。专家称，就公共安全产业启动“大卖场”样式的销售模式，在全球尚属首次。     

25%全球市场目标——专访美国Pixim亚洲区副总裁Todd Rockoff

Pixim，1997年成立于美国硅谷，最初以专门设计数码照相机芯片起步，着重致力于半导体研究及高端平行数位成像技术研发，应用于卫星、监控、外太空探测等高尖端领域。     

文化视角下的区域经济发展路径和模式向度——江南“水文化“与燕赵“风骨“文化比较

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和模式,而不同的发展路径和模式又必定有着不同的文化支撑.江南"水"文化和燕赵"风骨"文化分别造就了苏南模式和河北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本文在对这种文化及其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河北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径和模式取向.     

从发展的视角探究大学生就业问题

从发展的视角看,当前大学生就业难现象只是经济转型过程中暂时的困难,并不意味着人才过剩。对于大学生就业问题需要转变旧的认识和观念,建立一套科学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用发展的眼光来探究大学生就业问题。     

会展

第四届PECC国际贸易投资博览会在津举行；首届F1全球商业峰会10月上海举行；2005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20国集团（G20）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本月中旬在京举行;2005中国-东盟博览会;第三届上海理财博览会10月底举行;     

全球秩序及其转型：基于转型框架的分析

全球秩序的转型并未遵从线性因果的单向逻辑,而是纷繁因素动态交互的迭代结果。其中,以全球化为代表的演化场境为全球秩序提供了外部环境,以全球治理制度为代表的制度维系了全球秩序的稳定结构,以网络技术、全球社会运动、国内政治、新兴国家、全球危机为代表的创新生境成为推动全球秩序转型的关键。此外,全球秩序由于其较强的秩序性和目的性特征,它并不仅仅受制于全球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因此,基于全球治理与全球秩序的紧密关系,本文提出以能动性全球治理加速构建新的全球秩序的三条路径,即通过重视过去被回避的权力要素、增强多元主体的关系协调以及实现治理思路的创新,发挥全球治理的能动作用以实现对全球秩序的保障与维护。     

从NAFTA到USMCA: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变化、成因及启示

2020年7月生效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上一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下偏重对投资者权利保护的“新自由主义”精神,回归对国家规制权能的重视。在适用对象、适用争议、适用程序上作出变化与革新。全球价值链收缩及“慢球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内在合法性危机以及对东道国规制权力的削弱,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发生变化的深层次经济、法律与政治动因。《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变化与革新将进一步推动“卡尔沃主义”的回归以及加剧国际投资法体制内部的碎片化趋势。中国应积极支持及推进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使其发挥正面作用,同时辩证吸收“卡尔沃主义”的合理因素,积极探索诸如前置协商、投诉与帮助以及调解等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投资争议的多元渠道。     

拜登政府的网络安全政策走势与中美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竞争但不失控:共建中美网络安全新议程》报告上线

中、美作为网络空间中的两个大国,尽管存在一定的利益分歧,但在很大程度上面临着共同的网络安全挑战。网络安全在过去近十年一直占据着中美关系议程的重要位置,不仅得到了两国元首的高度重视,两国政府也建立了多个对话渠道来管控双方在此领域的分歧和矛盾。历经近十年发展,中、美两国围绕网络安全问题互动的内涵在不断扩展,挑战也不断增加。2020年以来,受技术竞争、地缘政治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多重影响,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碎片化、阵营化、意识形态化不断加剧,前景不容乐观。本院联合国内网络研究领域重要机构的学者组成项目组,推出研究报告《竞争但不失控:共建中美网络安全新议程》(英文版名: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A New China-U.S.Cybersecurity Agenda),研判相关问题。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秩序与中国应对

全球治理一度呈现出多边停滞、瓦解和重塑的突出特点,随着美国总统选举结束、建制派回归,多边停滞和瓦解的态势可能减弱,未来全球治理秩序将呈现出大国回归多边博弈的基本态势。美国建制派回归后,对华“规锁”将呈现升级态势;将从疫情期间主客观“脱钩”逐步过渡到选择性“脱钩”,全球价值链呈内卷化;美国欲强化同盟政治,试图按价值观划界;系统内其他国家不愿选边站,表现出“骑墙”姿态。为此,中国亟需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包容性改革、提升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重视经济安全并避免“脱钩悖论”、求同存异及推动功能性领域合作、注重国际国内“双层博弈”等方面加以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