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个案正义：价值、困境及实现路径

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给刑事法治带来巨大挑战,刑事个案正义作为一项司法理念有必要加以重申。从内涵上看,刑事个案正义强调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中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的双重符合,是特定人群在现阶段普遍正义理念下的共识重叠,因而是一种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有机统一,能够起到保障人权、优化司法体制、回应新时期社会治理需要等积极效果。但由于刑事立法中抽象危险犯、不作为犯等罪名的数量不断增加,刑事司法的机械化倾向以及刑法向"社会治理法"的转变存在潜在风险等因素的制约,目前我国刑事个案正义的实现陷入困境。未来可以从坚持刑法谦抑性、警惕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秉持实质刑法观、严格落实"形式入罪、实质出罪"的刑事司法标准,发展行刑社会化等方面入手,充分实现刑事个案正义的应有价值。     

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创新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期扶贫开发的重要战略思想,系统总结我们党和政府领导亿万人民摆脱贫困的历史经验,提炼升华精准扶贫的实践成果,不断丰富完善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为脱贫攻坚注入强大思想动力。"回顾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7亿多农村人口摆脱贫困,中国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贫困治理道路。     

行政争议解决机制中第三方专家评审制度的优化

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等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行政争议是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对于具体行政行为意见不同而引起的争议,在当前提倡服务型政府,强调“权为民所用”的现代社会,妥善解决各种行政争议对于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拜登政府的气候新政及其影响

拜登宣布重返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为美国设定"35-50"长期气候治理目标,并希望发挥自身的国际领导作用.为推进实现气候治理目标,拜登强调采用"全政府"方式应对气候危机,在内政外交两个维度积极部署气候政策.同时,拜登政府的气候新政面临严峻挑战,包括更为分裂的世界、碎片化的全球治理机制、美国自身相对优势持续减弱及其国内两党极化、利益集团反对等.拜登将气候政策重点放在气候风险及融资监管上,引入竞争性国际机制,势必会加剧全球对投资的监管浪潮.展望未来,美欧在气候融资标准、气候风险监管等方面的政策可能趋同,而中美在清洁能源技术投资、贸易等方面的竞争将日趋明显.     

打通双循环“堵点” 构建新发展格局

重庆如何准确把握新发展格局,走好"十四五"开局第一步?围绕相关问题,日前,CQDK全媒体记者专访了重庆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詹懿。CQDK全媒体:您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是什么?詹懿: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后,我国通过引进外资和大力发展外贸等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     

主体视角下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的角色困境与路径探析

在"国家—社会"关系的大背景中考察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可以进一步明晰国家、社会以及社会组织自身的成长给这一过程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进而厘清社会组织在参与基层协商治理中所面临的角色困境;仅从主体视角出发,社会组织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推进专业化能力建设,提高协商能力,对自我进行合理定位并有意识化解负面效应,以及高度重视与发挥社会组织中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实现社会组织的自我完善,推动基层治理的深入发展。     

中国灾害治理：组织、制度与过程研究综述

从"灾害管理"到"灾害治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一种全新理念的转变。我国灾害治理经历了绅商被动、政府管控、国际合作、多元参与等四个阶段,灾害治理组织主要有维持型、功能拓展型、结构扩张型、突生型等四种制度化类型。就"体制转型"而言,存在"应急集权"纵向与"多元协同"横向体制合作困境;就"应急机制"而言,存在"常态"与"非常态"机制并存研究不足问题;就"法制建设"而言,一般是事后补救性改革,缺乏事先前瞻性与预防性建设。虽然社会脆弱性、社会韧性、社会建构主义等常态理论研究取得了快速发展,但非常态理论研究进展有限。由于各国政治取向、资金投入偏向以及追求短平快的政策导向,基础研究很难开展,未来需要通过开辟"新方向—新领域"、从单一迈向跨学科、由单一转向全生命周期、突破"应急—社会"困境、在"常态—非常态"找到平衡以推进基础理论研究。政府与社会各界都需要重视灾害治理,哪怕只是简单了解也非常有帮助,也能有效减少与避免灾害发生。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保险法理论新范式——以保险人作为私人监管者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提出以及论证的命题"保险人可以作为支持和补充政府治理/监管风险的私人监管者"与国内目前主流的保险法研究范式——合同和监管两个维度——有较大的不同。本文意图藉此探索保险法理论的新范式,以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保险法理论研究带来的重大挑战。风险保障专业化、损害赔偿社会化和治理手段市场化的性质使保险成为构建公权与私权合作治理的机制。保险人以"治理"(govern/regulate)的方式支持、补充甚至替代政府对被保险人行为和风险的行政管制。"看不见的手"(商业保险)与"看的见的手"(政府)相互配合与支撑,在满足约束条件的情况下,政府应向保险人下放风险管理职能,从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