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发展倡议”与中非发展合作

全球发展格局面临发展知识、发展关系、发展体制整体重构的趋向。基于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全球发展倡议”丰富了全球发展知识体系,为发展中世界提供一份“中国思路”和“中国智慧”。这一倡议在非洲具有更大的适用性,中非具有广泛的合作空间,双方在发展领域具有较高的契合度。中非之间的合作也具有鲜明的发展取向,中国将促进非洲地区的长远发展与中非之间的互利合作密切结合在一起。倡议聚焦阶段性的发展任务和发展挑战,八大重点领域在中非关系中都有体现。在疫情冲击下,非洲的发展问题尖锐,这对中国和倡议本身都提出了重大挑战。     

“全球发展倡议”与“一带一路”建设

“全球发展倡议”是继“一带一路”之后,中国提出的又一重大国际发展合作倡议。虽然两者分别自成一体,各有侧重,合作方向和重点各有聚焦,但两者同是在全球发展事业出现危机时应运而生,同为开放、包容性的发展合作平台和国际发展公共产品,在发展主体、立足根本和致力目标的演进逻辑上具有紧密关联和一致性,深刻体现了中国新发展观。两者在推出时间上的差序,使得“一带一路”可以视为是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先行实践;“全球发展倡议”则可以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新的驱动力和行动导向。两者可以在合作机制共通、发展融资共享、发展伙伴共建三个方面实现协同增效。     

胁从犯的不合理性

胁从犯是我国刑法共同犯罪人分类中的一种独特类型。我国刑法按照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大小将共同犯罪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无论是从保护人权的角度考虑,还是从立法科学性的视角考量,都应当取消胁从犯的概念,对因受胁迫而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的主体不作罪犯处理。     

国际邻避：全球生态治理的困局与应对

全球生态治理是管窥全球治理的重要棱镜,也是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可行密钥。然而,囿于各治理主体的身份失衡,既定国际秩序与全球生态实践的原有预期存在抵牾,且未能有效兼顾相对贫困经济体的实质性利益,其负外部性不断引发国际社会担忧,产生国际邻避困局。在风险不确定的背景下,国际邻避困境的生成具体表征为环境正义与国际空间秩序的张力呈现、民众风险感知的放大效应与政府科技理性的功利效用以及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空间权利归属的分配性冲突、跨域生态环境的共享性冲突与国家身份属性的内生性冲突是国际邻避困局产生的主要肇因。面对愈发显著的国际环境群体性事件,为规范环境保护进程,全球生态治理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倡导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主体多元化;坚持平等互帮互助互信,打造“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提升生态治理科技水平,开展全球生态治理多领域合作。唯有如此,“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蓝图愿景才得以擘画,全球生态合作共治的绩效才得以彰显。     

欧洲强化经济主权与全球价值链的重构

近年来,欧洲对于经济主权的讨论从范围到内涵正在不断扩大,并且有了相对应的"战略自主"的欧洲产业链行动。无论是缘于理论反思,还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现实变化,抑或是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影响,特别是新冠疫情触发的思维方式转变,欧洲各国包括欧盟委员会已经在推动实质性的产业回迁计划,突出战略安全的权重来强化和提升欧洲的经济主权,这势必引发未来全球范围内价值链的结构性重构。关键的问题是,欧洲强化经济主权是基于战略安全考虑,还是巩固和提升自身在全球中的经济政治话语权,特别是在塑造经济主权过程中究竟是选择封闭还是开放的道路?这不仅会对全球价值链的重塑模式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将影响未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和全球化演化的方向与路径。     

人格权紧急救济之诉的程序机制与阶梯式证明

《民法典》第997条规定的人格权停止侵害紧急救济之诉,对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临时救济机制形成的冲击,只是拉开了预防性侵权责任挑战现有拼盘式司法救济程序的序幕。无论是因陋就简地纳入行为保全制度还是重构先予执行程序,对于此类新型请求权的回应都已明显地捉襟见肘。通过分析人格权停止侵害紧急救济之诉可见,特定紧急救济请求权的制度功能是通过特定的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及相应审查标准来体现的,而司法救济则须根据要件的证明状态、双方利益权衡和公共利益的综合考量,在程序上大致呈三个梯度——依单方申请的加急救济程序、依对席辩论的临时救济程序、依辩论主义的终局救济程序,相应的证明标准也依次分为三级阶梯——毋须证明、较低程度的证明、严格证明。     

当前国际格局变化的特点和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方向

当前的国际格局正处于从多极化趋势向多极格局确立转型的关键期,并处于新的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之前夜。权力对比与平衡的变化是国际格局演变的决定性因素,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等“意外”事件及其国际应对在量变向质变转换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催化作用。推动形成基本稳定、相对平衡的国际新格局需要多轮反复的冲击变化和与之相伴的战略运筹以及理论反思、创新,多极格局观反映了非西方群体对强权政治的否定和对公正政治的追求,代表了新国际格局观的发展方向。国际格局与全球治理互为因果,并具有多维和双向作用。在国际格局关键转折期,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创新将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议程,涉及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治理机制的建设路径、各种方案间的交流磨合等。发展中国家将自近代以来首次在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中发挥全面和重要的作用,中国有责任也有义务为促进国际格局转型和全球治理体系建设贡献力量。     

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2007年初,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随即席卷全美并波及全球经济,全球金融市场受到很大冲击,目前各国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我国在这场全球金融风波中所受影响也日益加深。因此,深入分析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及其性质,对我国防范金融风险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黑格尔的“世界精神”与“全球伦理”

黑格尔在构建其伦理学思想体系的《法哲学原理》的最后部分,提出了“世界精神”这一理念,旨在寻求一种能够调解国与国之间矛盾的理论基石;而20世纪末最早由宗教界人士提出,并迅速得以广泛传播的“全球伦理”亦在试图构建一种解决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从而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价值框架。两者虽有不同,但本质上都在追求一种“普遍的善”,都在寻求人类未来的和谐发展。     

超越工业文明开辟人类社会文明新纪元——摆脱经济危机与构建和谐世界的系统思考

由工业文明催生的崇尚物质财富消费的生活方式与工业文明本身不可持续之间的对立,是今日全球性经济危机、以及诸多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产生的真正根源.要想摆脱危机,必须超越工业文明形成的价值观、发展现与世界观,开辟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纪元.为此,首先需要清醒地认识,主导性需求升华是人类个体和人类社会阶段性发展的最根本性标志,因此,人类的根本出路在于,从物质性需求升华为社会性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主导思维与行为方式从工业文明的零和博弈转变为共赢.在上述发展目标调整和思维与行为方式转变的基础上,下述一些举措应是当务之急:科学地设计健康,可持续的人类物质财富消耗标准;创建全球治理的新体制,寻求B模式新经济发展,物质财富在世界范围内恰当再分配的途径与机制,实现全人类物质性需求的基本满足;建立指导社会文明建设的整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一体化的科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