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文学学,还是文艺学——对一个基本问题的追问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在反思文艺学学科的论争中,主张回归文学学的学者揭露了已有文艺学研究的文学中心主义的倾向,但没有走上克服文学中心主义的正路;以文学学代替文艺学体系而又依然将该学科称为文艺学,无疑把文学中心主义推向了极致,这不是矫正,而是错上加错。因此我们有必要矫正文学学对文艺学的僭越,与此相应,重新出发的文艺学建构也应警惕本质主义的复辟、宏大叙事的异化以及文学中心主义观念,让文艺学真正回到多元共生的文学艺术本体。     

民主化巩固时期拉美的文-武关系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恢复文人体制后,拉美的文-武关系主要有四种类型军人控制体制、军人监护性体制、有条件的军人服从体制和巩固的民主控制体制.不同文-武关系模式的形成,部分取决于军政权向文人政权转型的方式,部分取决于转型前的军人政府政治体制的本质.转型后的体制类型既不是在文人体制外表掩饰下军人控制的政权,也远未实现民主的文-武关系.拉美国家转型后的文-武关系不仅差异巨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发生了很大变化.     

关于杂文的零思片想

杂文,是射向封建主义及其直系亲属官僚主义的枪弹.也许对于强大的敌人来说,其火力未免太微弱、杀伤力太有限.然而伟大的战役从不排斥弱小的力量,不能断其一指,伤其十指也行;没有微言大义,微言小义也可;不能入木三分,入木三厘也不错.     

试论中国传统司法裁判中的修辞意蕴及其演进

源于司法实践需要的中国古代司法裁判文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展现出了不同的修辞意蕴,自唐代之后,体现在司法裁判文书中的修辞技巧并不仅仅是制判者体现自己文章水平的文体性修辞手法,而且也存在着以强化判词受众接受和自觉服从为目的的说理性修辞。而且自南宋以来,这种说理性的修辞手法更趋丰富,既有论证判决结论合法、合理的修辞技巧,又存在着实现教化与整合伦理规范为目标的修辞手法。     

学习《江泽民文选》必须做到"三个结合"

<江泽民文选>的出版发行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江泽民文选>生动地记录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的历史进程,科学总结了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宝贵经验,集中反映了我们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开创性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理论成果,为我们巩固和加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提供了最好的教材.我们要深刻认识学习<江泽民文选>的重大意义,不断增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坚持文化育警 锻造优秀人才

近年来,湖北警官学院秉承“以育人为本、以从警为根、以文化为魂”的办学宗旨,以锻造“德才兼备、文武双全”的优秀警务人才为目标,传承和创新校园文化,形成五大文化体系的校园全覆盖,两次荣获湖北省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一等奖,被全国公安文联命名为“全国公安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示范基地”。     

共产国际耽搁长征决策

<正>共产国际和红军长征决策有何关联,是否仅是简单的以文往来回复?这些问题,此前并未得到全面回答。依据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等史料,本文还原了红军长征酝酿、决策过程中,共产国际的真实作用。长征的提出人,一般认为是李德,或由李德提议、经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然而,长征实际上最早是由李德的顶头上司、共产国际驻中共的总军事顾问施特恩(化名弗雷德)提出来的。1933年11月27日,弗雷德提出名曰"湖南计划"的中央红军     

被日本军方隐瞒的二战秘密

日本二战投降时间是1945年8月15日。而日本在5月纳粹德国投降后就应终止战争。但日本并没有这么做。这是为什么?这期间日本军方是否隐瞒了什么?最新史料表明,日本军方至少隐瞒了两项二战秘密:苏联将宣战,美国将投原子弹。日本军方大约在1945年5月就已知道苏联即将向日本宣战。这个情报是由日本当时驻欧洲各国大使馆武官     

福字是最深切的春节符号

<正>每年最冷的日子里,当那种用墨笔写在菱形的红纸上的大大小小的福字愈来愈多地映入眼帘,不用问,自然是春节来了。福字带来的是人们心中熟稔的年的信息和气息,唤起我们特有的年的情感,也一年一度彰显出年的深意。福字在民间可不是一般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