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防范现代危机的社会组织支持分析

公共政策防范现代危机获得社会组织的支持是政策本身的价值旨归,也是实现其危机管理目标的现实诉求。社会组织的参与保证了公共政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推动政府危机治理机制的建立,增进公共政策利益价值的公正性,优化了危机政策管理的体系结构。公共政策防范现代危机,制定合理的政策是其获得支持的前提,充分发挥营利性组织的资金支持和非营利性组织的服务支持作用,加强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各类社会组织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形成有效的公共政策防范现代危机的合力。     

网络媒体条件下的政治参与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

网络媒体所独具的外部性以及网络开放交互的本质性特征给政府制定公共政策带来了冲击与挑战,网络媒体条件下政治参与机制形成的网络政治,成为了公众与政府重要的互动平台,也成为了政府制定和公开政策的一个新路径。但是网络媒体条件下的政治参与也给公共政策的制定带来一定的挑战。政府只有充分认识网络媒体的双重属性,并加以合理的运用,才能使网络媒体更好地为公共政策制定服务。     

新中国农田水利建设公共政策的价值分析

从公共政策的价值标准和农田水利的实际出发,新中国农田水利政策与建设实践因其符合普惠、可行、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的价值标准,赢得了全社会、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支持,使我国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新中国农田水利发展的历史表明,确立农田水利的公共产品属性,制定完善的兴修农田水利的公共政策与制度体系,是推动我国农业生产力持续发展、提升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逻辑研究述评

在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研究领域,学者已经采用“政策变通”、“选择性执行”、“基层共谋”、“政策梗阻”等本土特色明显的概念描述政策执行失败的现象.公共政策执行的结果为何与既定的政策目标相违背,政策执行为何频频失败,执行行为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该问题一直贯穿于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的文献.沿用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综合路径,总结出现有学者主要从央地关系、街头官僚、行政体制、行政生态、政策性质、制度视角以及组织视角提出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的七种逻辑诠释.这些研究成果多着眼于个案,缺少理论对话,未能辨别影响政策执行的关键变量,距离提供一个实现共识性和普遍意义的逻辑图象仍有一定差距.利用正反交叉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揭示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的关键变量将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我国防治大气污染的公共政策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了中国式的发展奇迹，但与此同时，大气污染问题也日益凸显，并呈现出季节性恶化、区域性差异和扩围性发展等特点。我国政府对大气污染治理的关注始于1973年的全国环境保护会议，而后不同时期的环境政策呈现出了不同特点，从缺乏有针对性的治理举措，且行政管理色彩浓厚到逐步走向具体化和法治化。随后经济激励性政策兴...     

浅论党的政策能力建设

公共政策作为社会价值的分配工具,强有力地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发展。执政党作为公共政策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在政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功能。可以说,执政党对于政策各环节的掌控能力和作用大小,是其执政能力的重要决定因素和重要外在体现,因此,强调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抓住党的政策能力建设这条主线。     

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有效性研究

公民通过网络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已成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一种新形式,但由于网络本身的特点以及公民自身因素等方面的问题,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有效性不足。因此,要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有效性的保障机制。     

意识形态视阈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要充分认识意识形态工作视阈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与新变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下,大学生的政治信仰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流地位的巩固以及大学生社会心态的健康都需要高度关注。加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建设,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工作理念和方式方法,有助于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社会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问题及其应对

利益表达机制是利益主体向决策者提出合法权益诉求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运行模式,它在政治运行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功能,有助于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有助于促进公共政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有助于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但是,就当前社会公众表达机制的运行来看,仍然存在成本高、不均衡、渠道少的问题,应该加以健全和完善。具体而言,以建设阳光政治为契机,加快政府信息公开,降低社会公众表达成本;以缩小收入差距为基础,提升利益表达能力,促进社会公众表达均衡;以疏通制度性表达渠道为先导,充分利用体制外表达方式,拓宽社会公众表达渠道。     

公民参与中的风险沟通研究:一个失败案例的教训

风险社会每一项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相关的公共政策与建设项目都离不开大规模的科技应用,但公众对科技潜藏"副作用"有着不断加深的认识,这些认识为大规模"邻避运动"提供了丰富的恐惧与焦虑情绪土壤。化解公众疑虑情绪是避免"邻避运动"危及社会稳定的前提,这一事实提供了一条通过强化风险沟通、改善公众参与进而提高公共政策安全性的可能路径。广东茂名PX事件为如何有效进行风险沟通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