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研究群体与政策制定——以新医改为例

随着中央政府决策模式的转变,政策研究群体参与重大社会政策制定的方式和程度发生了重大变化。除政府内部智囊外,更大规模的以知识和功能互补为特征的政策研究群体已经崛起。作为政策倡导者,他们对决策过程的影响已不再局限于仅仅依靠个别领导人或部门,而是受到更开放、稳定的公共决策模式的影响。为了能够进入政策制定的轨道并影响政策的形成,政策研究群体内部以及和其他参与者之间展开了充分互动。这一过程显示,中国政策研究群体的综合性和互补性优势,适应了重大社会政策制定的需要,有利于决策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促进中央决策机制向着科学、民主、有效的方向转化。     

公共政策价值的甄别与选择：民生、公正、效率

公共政策价值是政策得以存续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描述的是政策对人的意义。公共政策价值与公共政策执行实效关系密切。秉承政策价值不仅是公共政策制定的基础,也是公共政策执行的依据。民生、公正、效率是公共政策价值应坚持的三个维度。准确定位公共政策价值,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论微博问政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

微博问政近年来在我国迅速兴起,这既得益于科技的高速发展,又离不开政府与民众角色观念的转变,为民众与政府构建了一个广阔的交流平台。作为新兴的参政方式,微博问政对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为政策问题的构建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资源、为政策目标的确定提供了多元视角、拓宽了政策备选方案的选择空间等等。微博问政的诸多优势及存在的弊端也对政策制定产生了一系列积极和消极影响,加强对微博问政的研究,可以探究如何在当前状态下有效发挥微博问政作用,使其更好服务于政策制定,从而加速我国民主化进程。     

美国智库如何影响决策?

<正>美国有世界上最多、最活跃、最有影响的智库。智库是如何运作的,在美国的决策体系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如何影响政府和社会?如何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为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从智库与政府的关系、其内部运作、不断推出研究成果以及举办各种活动等方面来阐述。与政府如影随形尽管美国智库标榜自由、独立,强调学术性和严谨的科学研究精神,不受政治力量的左右和影响,以凸显其干净、纯洁、独立的思考者身份。但这并不是说智库与政府毫不相干,相反,二者之间保持着盘根错节的关系。政府在资金、人力资源、信息等方面为智库机构提供大量有力的支     

电子商务中知识产权保护的公共政策

电子商务中知识产权保护的公共政策问题,影响着各方力量和利益的平衡.立足于当下的社会历史现实,充分考虑到电子商务的特殊性,应当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贯彻过错责任、协调权利保护和产业发展、权利义务对等、注意义务与技术发展相适应、禁止权利滥用等基本的价值原则.     

我国公共政策接受中的“前理解”

李颖在《理论与改革》2010年第3期撰文认为，虽然利益因素在政策接受中处于根本地位，但是也不能忽视“前理解”因素在政策接受中的重要影响。辩证看待“前理解”在民众政策接受中的影响，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应关注民众的“前理解”，促进政策接受主体“前理解”的发展变化和“视野融合”，以期最大限度地提升公共政策的接受度。     

公共政策执行失败的成因及治理

公共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的实践环节,是将公共政策目标转化为政策现实的唯一途径,在整个政策系统中尤为关键。尽管公众和政策制定者试图制定并实施最有效率、最能解决问题的政策,但实践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公共政策执行失败的现象却屡见不鲜,严重影响政策目标的实现。本文拟对公共政策执行失败的成因进行分析并试图找到公共政策执行失败的网络治理模式。     

社会性别和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和全球问题。已有的研究和事实显示：气候变化使本已存在的性别不平等进一步加剧。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纳入社会性别视角的重要性已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重视．一系列国际公约、宣言、纲领等国际法律和文件中已将社会性别主流化纳入其中。将性别平等纳入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的重点关切领域包括：适应行动、缓解行动战略、技术发展战略、气候变化筹款机制。当今在全球，社会性别主流化在气候变化和减少灾害风险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这种国际趋势、价值观和良好做法，对于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推进性别平等和履行国际责任具有积极的意义。     

能动司法:当代中国司法的基本取向——访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公丕祥

坚持能动司法的内在必然性《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当前我国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正在对能动司法进行热烈的讨论。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司法担当什么样的角色,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不仅关系到司法自身的发展,也关系到法治建设的前景,是一个必须科学解答的重大命题。对此一直存在着司法克制主义与司法能动主义两种迥然相异的司法哲学观。     

公共政策制定中弱势群体利益表达

我国弱势群体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利益表达存在困境，包括利益表达意识和能力较弱；体制内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利益表达组织化程度较低；政府回应效率低下等。治理这种困境需要在四个方面下工夫：一是增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意识和能力；二是加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渠道建设；三是加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组织建设，完善弱势群体政策制定参与的法律保障制度；四是强化政府回应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