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化:徐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名片

地域文化资源是特定区域独具特色、传承至今的文化资源,上海市徐汇区是海派文化的摇篮,本文试图从利用地域文化资源的角度阐释徐汇区充分发挥海派文化的资源优势,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着力打造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名片、新品牌,满足人民基本文化权益。     

公共艺术课程教学方法探析——从教学互动到合作学习

教学是一门艺术,公共艺术课程的教学本身又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就更需要我们勤于学习、努力地去发现和运用各种有效的教学方法,使"教师累、学生困"的灌输式教学模式,变为充满趣味性、挑战性和艺术性的互动式教学和合作式教学,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教者"善教"、学者"乐学",在平等、和谐的教学氛围中提高课堂效率、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达到公共艺术各相关课程的教学目的。     

民办高校董事会存在问题分析及发展的若干建议

作为一个面向社会办学的独立法人实体,民办高校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对自身的发展起重要作用。而作为法人治理结构核心的董事会制度,在民办高校办学实践中呈现出诸多问题。要进一步规范和完善董事会制度,维护民办高校的公益性,应着手建立一种共同治理模式,包括完善有关民办教育法规,引入广泛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加强董事会的内外部监督和创新民办高校产权制度。     

区域公共危机视域中的府际合作治理机制文献综述

现今区域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很多学者开始意识到公共危机跨界传播,并认识到实现对跨界公共危机的府际合作治理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从相关概念的界定、区域公共危机治理研究、区域公共危机治理个案研究、区域公共危机的府际合作治理机制研究四个部分进行文献综述,为今后区域公共危机的府际合作治理研究提供参考。     

农民工结“临时夫妻”的原因、危害及治理对策

农民工身兼工人和农民双重身份,因此是一个相对特殊的社会群体。长期以来,农民工们为我国城市建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可是他们的很多权益并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因此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治理对策如下:强化农民工的婚姻观念和家庭责任意识;加强法律宣传和惩戒的力度;为夫妻双方同时进城务工创造条件。     

后官僚制时代政府的改革与治理--评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一书

官僚制理论是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两大理论基础之一.近几十年,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各国的政府改革运动也在不断进行,改革的焦点集中在传统的官僚制结构和政府运行方式上,并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政府改革与治理理念.《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一书首次系统总结和评价了席卷全球的政府改革运动.作者盖伊·彼得斯基于自身的认识将各国的政府改革与治理模式概括为市场式政府、参与式政府、弹性化政府和解制型政府四大类,并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归纳了各种治理模式的创新和挑战.这些研究成果对我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治理模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财政分权框架下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

我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因与不完善的财政金融体制和地方官员激励扭曲联系在一起而更加错综复杂:没有形成合理的地方政府债务市场;地方政府债务市场是一个政府自身作为需求方占主导地位的买方市场;高达7万亿的地方融资平台债务作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最大组成部分,是我国新出现的地方政府债务结构特征;地方政府债务市场缺乏透明度;地方政府债务存在着公平性不足、效率低下的问题等.大量非公益性债务的存在意味着地方政府过多地参与到私人市场,或者是挤占了更有效率的市场行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难点是我国金融市场治理缺陷和财政“预算软约束”容易造成地方政府投资行为“越位”,形成债务风险.控制风险,需要建立合适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框架,针对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均衡扭曲因素制定相应的政策.其中债务管理体制建设的重点是在管理框架构建上控制债务总量、调整结构和建立科学的监管模式.     

社区治理创新：“七进”工作法

（一）干部进社区。派驻1名熟悉基层工作、经验丰富的街道干部到社区;采取公开考核招聘办法,向社会选拔5名优秀人才到社区工作;选派1名部门干部进社区;遴选1名大学生村（社区）干部进社区;面向社会公开选拔4名公益性岗位人员作为社区协管员,增强社区服务能力。     

社会组织在公共冲突治理中的角色定位

在公共冲突治理中,社会组织首先应当做促进者和调解者,促进官民沟通和协商;其次,要做弱势一方的辩护者,从而平衡冲突各方的力量;再次,要做治理中的辅助者,间接推进公共冲突治理;最后,要做后续阶段的监督者和低度管理者,提高公共冲突治理成效.     

社会合作规制的运作机理与行政法治回应

社会合作规制的兴起不仅是合作治理理论的逻辑推演,而且也为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社会实践所验证,理应成为我国规制模式的发展方向.多中心的规制主体、协同合作的规制行为、复合多样的规制责任以及合作高效的规制救济机制等构成了社会合作规制的运作机理.社会合作规制的运作,内在需要行政法治的保障.为此,我国行政法需要从行政法的国家与社会理论的发展、行政法制度根基的重构以及行政法原则和制度的创新等方面进行能动的法治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