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不相信”挑战“公信力”

时下，有一种“不相信”的情绪正在蔓延。比如，吃饭怕食品不安全，出行担心交通出事故，看病提防吃错药……特别是，面对一些涉及官场、涉及公权力的事件，公众似乎都有意无意地陷入了某种思维定势——无论官方宣称什么，就是不相信。当政府说什么都被大众怀疑，当许多人把无原则的、不加分析的怀疑当成了习惯，这无疑走向了另一种极端。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保证独立公正司法

作者认为,人民法院工作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司法制度的最大特色,也是人民法院开展工作的最大有利因素。人民法院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首先要在思想上、理论上弄清楚我们的法治建设和司法工作为什么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从而不断增强坚持党的领导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及时消除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的迷惑和杂音。     

规范公权力是治理当前社会矛盾之本

现在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普通公民之间的矛盾，也不是公民和法人之间的矛盾，而是官民冲突，是老百姓对公权力行使的不满，对公权力违法违规不作为、乱作为的一种负面情绪。为什么公权力不规范或者公权力失控是社会矛盾的主要原因呢？第一，很多社会矛盾是由于制度不公、政策不公、立法不公造成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决策和执法不当。     

以社会体制改革推动社会建设

关于社会体制改革，我讲两个意思：第一，到底体制改革改什么？第二，怎么改？改什么呢？我觉得用一个最简单的话来概括，核心就是公权力的重新配置。公权力是国家的，政府的权利，怎么重新配置呢？两个方向：一个是让渡给民间一部分，不是全让。第二，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分利。所谓分利，它是非国家、非政府的公权力。也就是说，公权力代表社会的成分，如果把国家和民间这么一拉，会认为国家这个是公权力，民间这边就是私权力，但国家公权力除了政府以外，还有一些不是政府的机构，可以不用。最明显的例子是红十字会，世界各国都有，国家赋予它的权利是非常明确的，你要救援，有些国家做不了。     

语录

八项规定的落实关键在于公权力的透明化运行和有效的制约。 ——中纪委发出严刹节日送礼风以来，今年的风气总体好转。但是虽有严厉政策，一些公款吃喝、送礼的规模变小，变得隐蔽，但还是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MPA中心代主任蔡礼强说，其根子就在于公共权力的运行问题：公权力是不是为了公共利益，是不是在运行中做到透明化，是不是真正把权力关在了笼子里，是不是有机制对它进行约束。     

法治视角下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平衡

公权力与私权利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世界各国法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国法学理论界也一直在进行该领域的研究，笔者在相关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法治视角出发，分析了公权力与私权利平衡的问题。本文界定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基本理论内涵，对公权力进行了合理的定位，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国情，对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关系的现状进行了分析。研究了公权力异化的相关内容，总结了公权力与私权利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并针对该问题从限制公权力和保护私权利两个方面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以实现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平衡。     

让公权力更好地为民服务

<正>公权力是为维护和增进公益而设的权力,对于保障个人权利的实现和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有重要意义。但公权力也具有其内在局限和异化特质,"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公权力的过度膨胀必然侵害公民权利。要实现对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尤为必要。权力监督和制约是世界性的政治难题。面对权力这个既能给社会带来秩序、公平、自由、安全,又可能给社会带来贪腐、滥用,甚至灾难的一种力量,世界各国都在探索如何有效监督和制约权力这个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政治难题。在世界众多的对权力监督和制约的制度安排中,公开和透明无疑是最行之有效的制度建设内容之一。     

国家赔偿违法确认问题探析

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实现国家赔偿需具备一定的条件——只有在确认行使公权力的行为构成违法侵权情形下国家才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国家赔偿违法确认是国家赔偿制度的核心，是赔偿得以实现的前提。     

我国上世纪50年代婚姻制度改革运动的反思

上世纪50年代婚姻法改革运动是国家高度同质下全部机构、全体民众总动员的一个缩影。中共中央在运动中居于核心地位,而政务院是运动实际上的运作中心。运动的途径是由官方自上而下灌输法意,呈现出单一单向的从官到民的传播特点。婚姻改革运动呈现逐级递减的情形。运动的直接成就是新的婚姻制度和观念占据了主流,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新观念通过政治教育、宣传机器、娱乐活动等众多方式进入了基层社会,随之而来的是青年的独立、父权的衰落和女性地位的提高。来自婚姻主体的自主需求与政治动员的内在契合构成了运动成功的基础。这场改革运动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作用与反作用的理论,而作为这种实践性理论基础的则是革命者的的能动精神。公权力在将个人从封建宗法下解放出来的同时又将其置于政党和国家的公权力控制之下,公私领域没有合理的区分界限的结果是婚姻的异化。在继续尊重、保障和扩大个人与家庭私人生活自主权的同时,保持公权力对婚姻关系的适度干预不仅必要也是必须的。     

“泄愤性暴力”现象令人堪忧

日前,笔者就目前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和个体性事件讲课。在讨论时,有一年轻记者表明了一个让我十分惊讶的观点。大意是说,那些官家和富家的孩子,由于他们出身决定就得承受更大的社会风险,被伤害甚至杀害是可以理解的。我当时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