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世纪50年代婚姻制度改革运动的反思

上世纪50年代婚姻法改革运动是国家高度同质下全部机构、全体民众总动员的一个缩影。中共中央在运动中居于核心地位,而政务院是运动实际上的运作中心。运动的途径是由官方自上而下灌输法意,呈现出单一单向的从官到民的传播特点。婚姻改革运动呈现逐级递减的情形。运动的直接成就是新的婚姻制度和观念占据了主流,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新观念通过政治教育、宣传机器、娱乐活动等众多方式进入了基层社会,随之而来的是青年的独立、父权的衰落和女性地位的提高。来自婚姻主体的自主需求与政治动员的内在契合构成了运动成功的基础。这场改革运动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作用与反作用的理论,而作为这种实践性理论基础的则是革命者的的能动精神。公权力在将个人从封建宗法下解放出来的同时又将其置于政党和国家的公权力控制之下,公私领域没有合理的区分界限的结果是婚姻的异化。在继续尊重、保障和扩大个人与家庭私人生活自主权的同时,保持公权力对婚姻关系的适度干预不仅必要也是必须的。     

“泄愤性暴力”现象令人堪忧

日前,笔者就目前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和个体性事件讲课。在讨论时,有一年轻记者表明了一个让我十分惊讶的观点。大意是说,那些官家和富家的孩子,由于他们出身决定就得承受更大的社会风险,被伤害甚至杀害是可以理解的。我当时表示     

对行政调查中行政强制措施的法治化拘束

2009年10月，上海市“钓鱼式执法”事件被媒体广为报道，其他有关行政调查中公权力滥用的事件也被相继报道，暴露了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引发了公众对公权力的诸多批评，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从而也从制度建设方面对行政调查特别是行政调查中强制措施的法治化提出了进一步要求。     

行政诉讼被告确定标准的重塑

我国目前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确定标准是＂行政主体＂标准,这一标准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弊端也日益明显。本文分析了我国现行标准的弊端,并对国外行政诉讼被告的确定标准作了介绍,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得出我国应采用＂公权力标准＂来确定被告资格的结论。     

双重视角下的行政裁量权

随着行政事务的不断增多,行政裁量权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什么样范围的裁量权才是最佳的,值得我们思考。本文通过法治与人治的关系以及公权利与私权利的关系来分析行政裁量权。     

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制度优势与公民权利的激活

如何发挥制度的优势,一直是我们热议的话题。在2013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强调要发挥"三个优势":即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的政治优势,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制度优势,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体制优势,引起了与会代表、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等各方面的广泛关注和讨论[1]。笔者认     

谎称“电死外星人”该不该被拘

所谓"山东农民电死外星人"的事,终于尘埃落定:假的,拘了。最近,山东滨州李某发帖称,他在黄河滩上用电网电死一个"外星人",并在网上贴出多张栩栩如生的"外星人"的照片。李某向警方承认:"外星人"是橡胶、铁丝     

论行政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的平衡——以厦门“汽油实名制”为例

在现代社会,行政公权力以国家强制力做后盾,更有利于保障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但公权力的强制力如果运用不好,也会对公民的合法权利造成损害。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推进依法行政,切实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这为加强对行政公权力的监督制约指明了方向。行政公权力对私权的侵害已然成为阻碍我国法制建设的顽疾,必须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和相关制度的建设,为行政公权力的合法行使提供强大的法律支撑,实现行政公权力和公民私权的平衡发展。     

警惕基层“权力家族化”现象

中国有句俗语，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官员家族”是一个以“血缘”和“娴缘”为纽带、紧密联结在一起的“政治家族”。家族中的每一个人都手握公权力，占据公共资源的一角，如果家族成员把岗位所赋予的公共权力用于谋取家族私利，     

行政思维和行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正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从根本上转变行政思维和行政方式,即从传统的行政思维和行政方式走出来,树立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提高依法办事能力。一、从根本上转变行政思维和行政方式是党员干部身份与职责的要求党员干部是行政的主体,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作为党的执掌执政权和国家公权力的特殊群体,党员干部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