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暴力防控中的公权力角色分析

家庭暴力由于发生暴力的主体之间的关系的特殊性,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公权力应该尽量避免介入的领域.但是,从家庭暴力严重的危害性可以看出,公权力介入家庭暴力是势在必然的.家庭暴力使受害妇女的基本生存权受到威胁的同时还存在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公权力的介入对家庭暴力施暴者进行惩罚,对受害妇女的权益进行保护,是其存在的价值体现.     

立法原则应作为司法审查的依据

国家知识产权局(下简称国知局)是我国统一对专利进行受理、审查、依法授权并予以登记公告的专门行政机关.国知局的专利审批行为体现了国家公权力在专利权的确认方面的体现,一份专利申请的授权与否将直接关系到公共利益与个人权益之间的利益平衡,因此该行政确权行为显然应当落入司法审查的范围.     

监察对象的范围认定及识别标准辨析

监察对象的范围认定及识别标准是监察权行使的重点和难点。监察对象的认定，需要在方法论上回归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以立法条文为出发点。在《监察法》文本中，与监察对象有关的概念表述多达十种，这给监察对象的范围认定增加了一定难度。在监察对象的范围认定上，总则与分则间的差异化规定，尤其对于《监察法》第15条的理解偏差，致使学界对“公职人员”一词的理解存在着广义与狭义之别。监察对象的范围认定在法理上应遵循法律解释、总则效力高于分则效力、法的安定性的原则，厘清公职人员、有关人员和监察对象三者间的关系。在“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判断上，宜采纳身份和行为相结合的双重维度说为识别标准，这样更便于开展监督工作和简便识别程序。     

刑事和解主体论

关于刑事和解主体的确定,应当以主体性要素为基准,包括基础性要素和必要性要素。以上述要素作为基准,刑事和解中的主体应当包括加害人、被害人和公权力机关三方,其中公权力机关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刑事和解三方主体的关系应属典型的公法契约关系,其关系模式应定位为平等关系为宜。     

国家公权力监督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理论证成

国家公权力监督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符合国家公权力介入社会自治的一般理论，具有保护农民集体所有权自治管理及其目的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正当性。农民集体所有权主体、客体的特点决定的自治管理的异化可能性以及集体资产自治管理可能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决定了国家公权力监督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必要性。国家公权力介入对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监督以尊重集体所有权自治管理为前提，必须符合正当性介入条件，并且以保护集体资产所有权利益和成员利益实现或者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限度。     

法秩序统一性视野下监察对象的体系解释

开拓监察法解释学的研究方法,通过体系解释明确监察规范的内涵与判断标准,避免监察规范之间及与其他规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是腐败治理法秩序统一性的重要保障。体系解释在监察规范解释方法中有优先适用之必要,在应用规则上至少应当包括协同规则、序位规则和同位规则。基于体系解释原理,在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管理人员的认定上,应当排除从事集体内部事务管理的人员;在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的认定上,应当排除行使职业权力的主体;在受托从事公务人员的认定上,应当排除劳务委托的情形,并对“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能力”的组织进行实质性判断;在其他依法履行公职人员的认定上,贪污罪拟制主体仅在涉及侵占国有资产的情形下,才能成为监察对象。     

强化农村基层公权力监督:意义、困境与路径

党的第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作出“完善基层监督体系”的战略部署,为强化农村基层公权力监督指明了正确方向。新时代强化农村基层公权力监督,既是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必然要求和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基于主体、客体、制度、合力四维视角可以发现,目前农村基层公权力监督工作存在监督队伍力量较为薄弱、基层权力结构有待优化、监督制度体系有待完善、监督合力尚未有效构建等现实困境。对此,?应从解决这四个维度的困境着手,通过加强监督队伍建设、优化基层权力结构、完善监督制度体系等方式,不断提高农村基层公权力监督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