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民主执政的社会基础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把我党建设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而民主执政是需要有社会基础的。民主执政的社会基础是公民社会,它为民主执政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社会结构基础和社会规范基础。我们党在推行民主执政的过程中,必须在加强执政党自身能力建设的同时,通过公民教育和民主实践提高公民能力,建立社会认同,发展民间组织,构建现代化社会结构和制度规范,促进公民社会的成熟。     

村民自治的空壳化根源分析和思路探讨

村民自治自试行至今已经近20年,与国家的法律制度不断推进相伴随的却是“三农问题”的日益突出,我们看到,这一制度预期的目标确实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不仅可能遇到无法实现的矛盾,而且其自身的成长空间也愈来愈小。村民自治有自治形式而无自治内容,沦为空壳化的趋向须得到高度关注。而村委会组织的准行政化角色、现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立法缺陷、村委会职能与村民自治功能的有限性、农民流动等因素导致的乡村社会发展的空心化这一宏观社会背景是造成空壳化的四条主要原因。但在当前的中国只能实现这一制度,因此必须实现思路的转变,由政治维权转向组织农民,相应以能否促进农民生产生活的改善和新农村的建设作为村民自治形式的标准,创新村民自治的形式。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8条中“特定身份信息”的实质界定——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视角

作为敏感个人信息的一个种类,《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8条“特定身份信息”的增设,对于完善我国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特定身份信息也面临着刑法保护难题。一方面,其内涵不清晰导致无法确定此类信息的特征与要素;另一方面,其外延不明确致使难以把握此类信息应当包括哪些具体信息类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视角下“特定身份信息”的实质界定,应当从文义出发,立足法秩序统一原理、以前置法规定为基础明确其包含要素,并基于保护法益对其内涵进行限定,同时还要借助场景理论对具体包含的信息类型进行实质判断,从而准确适用入罪标准以实现对特定身份信息的刑法保护。     

论权利主体

权利主体可以归结为两种基本形态--作为权利主体的自我(公民)和作为权利主体的大我(法人).个人只有取得公民的资格,拥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并拥有权利能力的指向物时,才能成为权利主体.大我是公意的人格化或人格体.在法人行使权利时,支配的自然过程与支配的社会过程必然发生分离.权利主体之间最基本的原则是:所有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和权利主体在法律面前的平等.     

公民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障

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已被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现行宪法的第四次修改完成法定程序。在宪法修正案中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意味着,“公民的私有财产”——我们一直讳莫如深的字眼已载入我国现行宪法,这不仅是我国制宪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对我国法治建设进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都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一、公民私有财产权宪法保障的历史发展一般认为,传统意义上的“财产权”是以所有权为核心的,为此,近代宪法中的财产权概念,基本上指的就是财产所有权。然而,随着经济权利的发展,财产权已经…     

论村民自治权利的法律救济

199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确立了我国农村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组织形式 ,从而唤醒了广大农民的民主意识 ,推动了我国农村政治、经济发展的步伐。但是由于地方基层政府行政权的扩张 ,使得农民的政治权、人身权、财产权等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干涉和破坏 ,因此加强村民自治权利的法律救济是保障村民自治权利实现的有效途径。一、村民自治权利受侵害的主要表现(一 )乱收费、乱摊派。党中央、国务院一再强调农村的各项收费不得超过上年人均纯收入的 5 % ,但实际上农民除了正常纳税外 ,还要交纳农村基层组…     

台湾的非营利组织与公民社会建构

非营利组织是公民社会的基础,其参与治理公共事物已成为全球潮流。台湾的社会力从威权时期长期被严厉压制下的状态下奔流而出,成为政治转型的重要推力。随着政治与社会的发展,社会运动型的社团向着比较常态的、正式的非营利组织回归。台湾的非营利组织也获得很大发展,并已参与治理台湾的公共事物,“社区总体营造”和“9.21大地震”的救灾及灾后重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官方主导和民间自发两种不同的方式与路径。     

村民自治背景下实现“两委”关系正常化的路径选择

实现党的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关系(简称“两委关系”)的正常化,是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的需要。实现“两委”关系正常化的基本路径:一是“两委”班子成员必须转变思维定势;二是必须按照法律和党章规定明确“两委”的具体分工;三是必须建立确保“两委”班子工作关系正常化的协调机制;四是必须加强对村干部的教育培训;五是必须充分发挥乡镇党委的领导作用和乡镇政府的指导作用。     

公民社会与深圳共青团

本文介绍了公民社会的兴起给深圳共青团带来的影响,包括公民社会的发展对共青团传统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削弱及其原因;分析了公民社会给包括共青团组织在内的非政府组织带来的新发展机遇;论述了公民社会背景下深圳共青团面临的双重选择。文章指出,当前深圳共青团要注意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与党政的关系、与企业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文章最后提出深圳共青团要被社会所承认,在社会上有地位,就要始终树立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率先探寻公民社会背景下的工作经验和模式,努力加强机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