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警防范比应急救援更重要——桂维民又一新著《应急管理百例警示录》出版

序一桂维民同志关于突发事件应对的这部新著,在我案头放得有些日子了,我得闲时就翻读若干。维民曾是中央党校的学员,也曾是我在陕西时的同事,熟人的文章读起来很觉亲切。他书中所写的应急案例也多是我所关心的,所以也有兴趣去读。不少案例我原来只是略知一二,这次读后方知其详,也是大有收获的。维民对这些案例的分析颇有见识,体现了他认真的研究,也融入了他个人的经验,既有学术视野与学术背景,又不是不接地气的纸上谈兵,这大概是他这部书价值之所在。维民平时做事、为人都有书卷     

借好友护照出国杀妻

妻子被害、岳母被伤,外籍华人丈夫疑点重重。被害人是中国公民,凶手作案地点在国外,嫌凶持好友护照作案后又逃回国内。然而,这起复杂的案件在上海警方的不懈努力下成功破获。女子国外毙命丈夫疑点重重2010年9月30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凶杀案让澳大利亚珀斯这一宁静平和的城市哗然。当晚,辽宁沈阳籍女子孙某和她的母亲康某倒在租住的房屋前,孙某身亡,康某因头部撞击成     

公民参与网络反腐的价值、问题及其对策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推进和发展,公民参与网络反腐已成为国家廉政建设的一个重要途径。我国公民参与网络反腐正方兴未艾,但却存在着制约公民参与的诸多消极因素。在信息化条件下完善网络反腐的制度和机制,需要通过思想、制度、法律和信息技术的系统工程激发公民参与的积极性。从实践来看,公民的网络参与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深度和广度关系到党的廉政建设的实际成效。     

试论当代我国公民法律信仰的缺失与培育

20世纪90年代,法律信仰就已在我国提出并引起广泛关注,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公民的法律信仰出现了缺失现象。当前,我国主要存在立法不精、执法不力、司法不公、守法消极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传统文化、法律工具主义、法律实践、普法工作等的影响。培育公民法律信仰,要从加强普法教育着手,消除法律工具主义意识,进一步完善法律体制,树立法律权威。     

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研究——以结构功能相关律为关照

根据结构功能相关律,作为由诸多要素组合而成的系统,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应当具有结构上的合理性与功能上的合理性。为此,应当以"治理行为结构"与"反馈行为结构"解释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组成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根据"日常良性互动思想"解释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与犯罪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实现社会治安治理工作的治理模式由平面型向系统型转变、治理权限由国家垄断向公民参与转变、治理方式由法律的事后控制为主向社会的事前预防为主转变。此为新时期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应有之义。     

组织公民行为的道德审视

组织公民行为作为一种积极的角色外行为对组织内部环境有建设性作用的同时也会对组织管理产生一定消极影响,但是把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失当管理所带来的后果归咎为这种角色外行为的消极影响有失偏颇。管理活动一旦背离组织公民行为内在的道德性,势必会诱发管理困境和成员的消极角色外行为,产生道德摩擦。因之,本文从潜在的道德困境这一角度审视组织公民行为的消极影响,侧重从成员的心理动机和组织反馈进行归因分析,期待通过人力资源管理途径来改善组织公民行为的道德处境。     

技术侦查使用原则之域外探析

技术侦查作为一种应对犯罪形势新变化而为侦查机关在重大犯罪中广为采用的侦查措施,已为美、英、德、意、日等西方先现代化国家在立法中所确立并规定了严格的实施程序。我国在继1993年制定的《国家安全法》和1995年制定的《人民警察法》规定技术侦察措施后,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中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了技术侦查措施的使用。作为一项刑事诉讼法新设立的极易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侦查措施,必须予以规范、制约和监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先现代化国家在技术侦查措施使用中所遵循的一系列正当程序     

股权让与担保下的股东资格认定

【裁判要旨】债务人通过将股权转让至债权人名下为债务提供担保的,成立股权让与担保法律关系。由于股权权能的分离,在债权人与公司关系上,债权人仅享有财产性权利,不享有身份性权利;在债务人与公司关系上,债务人仅享有身份性权利,不享有财产性权利;在双方与公司外第三方关系上,需要根据第三方的具体请求指向,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进行权利义务分配。     

两度重婚男的情法债

“我虽然违反了法律,但在道德上心安理得.”2016年4月13日,现年49岁的陈某涛站在被告人席上听完法官的宣判后如此辩称.他不希望未来的22个月都在监狱里度过,坚持上诉. 在过去的7年里,陈某涛将自己包装成为一名经历挫折、在外打拼的成功人士,并以此身份两度重婚、娶了四名未婚女性,骗取她们的信任,获得她们的帮扶.最终,陈某涛因犯重婚罪被判刑.     

试论儒家伦理的差序格局与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矛盾

随着我国德育教育从传统的政治思想教育向公民教育的转变,对于公民教育中如何融入传统文化,成为了一个重要课题。但儒家伦理中的差序格局,是其"仁"的模式必然导致的等级制度安排,又与大学生公民意识的核心内容格格不入。本文试图通过解析这对矛盾,来进一步探讨提高我国公民道德教育水平的新途径和新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