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边海域争端处理的程序和实体问题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再考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中国政府化解以至于最终消除周边海域争端的一个政策提案,它的提出甚至早于1982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政府立场始终如一,今后也没有改变的迹象。《公约》第15部就争端解决的程序,设定了一个非常复杂但又巧妙的制度;《公约》第74条第3款和第83条第3款也为最终划界前化解以至于消除争端国家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上的对立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两者均为我国处理周边海域争议,在程序和实体上提出了初步的要求和基本的框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作为我国处理周边海域争端的一个政策归结,无论是从《公约》的争端解决程序上,还是《公约》设想的各国划界最终解决争端前的临时安排中,都具有正当性和现实性。搁置争议并不是懈怠争端解决。恰恰相反,在搁置争议这一前提下,争端可以通过谈判中的对抗和互动,构筑在法律和事实主张上的共识并彼此尊重关切。临时或永久的共同开发安排,有助于争议海域的稳定,同时化解和消除对立并最终有助于争端的解决。     

论海上共同开发“区块”的选择问题

从目前海上共同开发的理论与实践来看,海上共同开发区块的选择主要涉及区块的地理范围、具体面积以及与领海的关系等。影响海上共同开发区块选择的因素主要有:政治意愿、经济考量、所涉国家的多寡、主张的合法性以及文化因素等。为了推进中国与有关国家在南海共同开发区块的选择工作,有必要进一步拓展在南海的地理和资源的调查活动,选择的潜在共同开发区块宜小,要鼓励石油公司积极参与南海的共同开发活动。     

南海问题怎么办?

在政凉经热的格局之下,南海问题不会因自贸区各国在经济上打得火热而就此销声匿迹,相反它时时威胁着利益攸关方的信任与合作。自贸区启动后虽然无法关闭南海问题之门,但有可能开启另一扇相互合作的机会之窗。     

中国2014年经济外交看点

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和国际金融合作,是今年中国经济外交的两大重点。中国在经济外交上更加重视“支点国家”的作用,而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联合投资第三国,正在成为新的重要模式。     

南海问题现状及其应对

2012年以来,南海问题急剧升温。对此,我以为需要关注以下四个方面的动向。首先,美国重返亚太加剧了南海争议。美国战略重心转移的具体措施包括:美军大部分海陆空部队转移到亚太地区,并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等盟国加强军事联系,这种做法的目的显然是为了牵制中国。     

严厉打击暴恐犯罪 确保新疆长治久安

新疆是我们伟大祖国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千百年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在祖国大家庭里和睦相处、休戚与共，共同抵御外侮，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开发、建设和保卫着这块辽阔富饶的疆土，共同谱写了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雄浑乐章。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开创了新疆历史发展的新纪元。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掀开了新疆历史发展的新篇章。作为祖国大家庭的一员，新疆的命运与祖国息息相关，     

构建南海机制分析

20世纪70年代以来,南海周边的国家和地区陷入了对南海权益的无休止争夺。有些国家不顾中国反对,大肆开发南海油气资源,抢占岛屿、岩礁,使南海处于多国占领、无序开发的状态,严重威胁中国在南海的主权。美国“重返亚太”以后,局势进一步恶化。循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路,构建南海机制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南海各方可以通过建立南海机制解决争端,避免南海问题国际化,实现对南海的共同开发。     

论我国国际河流的流域生态系统共同开发法律机制

世界范围内的水资源短缺导致国家之间的“水冲突”,尤其是因国际河流的开发导致的冲突时有发生。迄今为止,国际河流的开发尚未形成有效机制。而海洋石油的共同开发机制已经颇具雏形。国际河流的流动性与石油的流动性非常相似,两者具有相同的自然流动性、地理统一性以及政治上的国家分隔性。在分析我国东北地区国际河流开发现存问题的基础上,借助海洋石油共同开发制度,构建我国国际河流的流域生态系统共同开发法律机制,以期通过国际法的手段预防和解决国际河流开发引发的国际冲突。     

浅析“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在新形势下的战略意义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邓小平战略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指导我国正确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一项重要原则。本文简要回顾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战略思想的形成过程及产生原因,阐述了其内在含义,分析了现阶段东海、南海方面存在的争端,最后认为,新形势下,只有继续加强我国的经济军事科技实力,不断提高综合国力,"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战略思想才能发挥最大作用,各方的利益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维护。     

《中日东海问题原则共识》与东海共同开发——结合钓鱼岛与防空识别区问题的讨论

中日四点原则共识为东海共同开发带来了新的契机.《中日东海问题原则共识》本身并非正式的共同开发协议而是其准备性法律文件,在缔结形式和具体内容上需要进一步细化.钓鱼岛问题和防空识别区问题是目前阻碍东海共同开发实现的两大桎梏.中方应当坚持以原则共识为基础展开后续谈判,致力于在后续谈判中达成涉及具体权利义务的、能够在一段时期内平衡和保障双方利益从而令双方均具备主观执行意愿的共同开发安排;阐明中方对于钓鱼岛的主权立场,同时确认中日双方在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上存在争议,主张在共同开发安排中忽略钓鱼岛的法律效力;坚持本国划设防空识别区的权利,阐明防空识别区的法律性质(作为自卫权间接准备措施的必要技术信息管控),指出相邻或相向国家之间防空识别区存在重叠乃是正常现象,不妨碍海上共同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