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探析

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结构上的特点为:中央政策依赖于地方政府执行,中央对地方政府采取人事控制手段,立法和司法在调节中央与地方关系上作用甚少;中央政府缺乏强大的政治部门审议决策并控制行政机构;建国以来,以省为地方的代表来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省为地方的重心来建设地方政府。上述特点造成中央政令不畅的同时兼有行政中央集权弊端。改革要通过结构调整实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双强。我国法律、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之间的冲突,是普遍和严重的。我国要解决法律冲突问题,特别是全国性法律规范与地方性法律规范的冲突问题,在法院有权对法律法规选择适用的同时,必须建立某种形式的判例制度。     

立法与改革关系下珠海经济特区立法权运行状况及发展方向

经济特区立法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中国立法体制中最具特色的一种立法权力。经济特区立法权在不同的改革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的特征。当前,特区立法一度普遍显现出“边际效益递减”,创新力度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在深圳、厦门、珠海等经济特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本文以珠海经济特区立法权发展历程为例,总结特区立法权当前在处理立法与改革关系里面临的困境,尝试提出充分发挥珠海特区立法变通权功能的建议,实现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相衔接。     

互联网时代被遗忘权立法的可行性研究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的飞速发展,个人信息被他人滥用的现象变得普遍起来,记忆和遗忘之间的平衡被打破。被遗忘权自提出后就受到了学界的广泛讨论。从目前来看,被遗忘权在我国存在的基础还不坚实,要想将被遗忘权引入我国,还面临着诸多困难。通过研究引入被遗忘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充分借鉴被遗忘权在国外发展的经验,有助于将被遗忘权制度本土化。可通过将被遗忘权引入《民法典》,建立相关的信息保护机构等途径构建我国被遗忘权相关制度。     

数字化背景下复制权保护的困境及法律创新对策

复制权即复制作品的权利,与图书、期刊、雕刻、照片、唱片以及其他音像作品使用相关联,一直以来靠《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保护,以达到对多方权益的平衡。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化的时代到来,人们利用信息技术复制文字、影音、艺术等作品变得更加便利,现有的《著作权法》已然无法保证各方利益的平衡,需要有关人员在深入分析复制权保护的具体困境后改进、完善有关法规、制度,通过可行性建议的提出,为复制权的保护带来促进。     

承租人优先购买权损害赔偿认定

承租人优先购买权是基于同等条件下,承租人能够优先购买租赁房屋的权利。毋庸置疑,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对于承租人权利保障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当今社会中,通过保障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实现,不仅仅能保护承租人对承租房屋的使用利益,降低交易管理成本,更有利于维护稳定的房屋使用关系。我国对于承租人优先购买权也作出了明文规定,《民法典》的出台对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做出了更为明确的规定。但是,关于承租人优先购买权损害赔偿认定的相关规定还存在众多盲点。本文将首先讨论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现行法律规定和性质,然后认定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损失、买受人是否善意,对承租人优先购买权进行研究概括,最后对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受侵害情形下,如何正确认定损害赔偿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民法典》背景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探讨

我国《民法典》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其立法目的是惩罚过错方和保护无过错方。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存在诸多问题：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有限、赔偿数额标准难以确定、事实认定举证困难等。本文通过分析离婚赔偿制度中的不足之处,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从而更好地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     

重庆市豪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帝景豪苑业主委员会车位纠纷案

小区建设完成之后,随小区内房屋的出售,小区建筑区划内的土地使用权也随之转移至小区业主,小区的共有部分土地使用权归小区业主共有。不能办理产权登记成为特定业主所有权的客体的地上车位,不能成为享有专有权的专有部分,该部分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     

股东查阅会计账簿的“不正当目的”抗辩研究——《公司法》第33条第2款的法教义学分析

为平衡股东权利与公司利益,《公司法》赋权公司以具有"不正当目的"抗辩股东的查阅会计账簿请求权。由于《公司法》第33条第2款的规定抽象且原则,就其司法适用仍有进一步解释的空间。实证研究发现,各级法院在多个审判焦点问题上存在"同案不同判""类案不类判"的现象,背后则是"同法不同释"。关于"不正当目的"的规范完善与司法裁判要恪守三个基本原则:整体把握目的正当性规则体系,不能孤立、片面视之;明确定位司法有限介入原则,准确解释、审慎适用"不正当目的"条款;完善委托中介机构查阅、限制所获信息的用途等事中和事后规制措施,最终达成各方利益的平衡。     

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及展开

个人信息保护法体系建构的基础是国家在宪法上所负有的保护义务,该义务对应着"个人信息受保护权",而不是"个人信息权"。将个人信息作为私权客体的权利保护模式,在规范逻辑、制度功能等方面存在局限;应以"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国家保护义务"框架建构个人信息的权力保护模式。在数字时代,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意味着国家不仅应履行尊重私人生活、避免干预个人安宁的消极义务,还应通过积极保护,支援个人对抗个人信息处理中尊严减损的风险。基于控制"数据权力"这一侵害风险源的需要,国家一方面应避免过度侵入个人信息领域;另一方面应通过制度性保障、组织与程序保障以及侵害防止义务的体系化,营造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生态。     

人工智能时代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重塑

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对传统的合理使用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从结构主义整体观出发的研究表明,随着AI学习和创作的发展,传统版权法的"作者中心主义"和严格的"三步检验法"不能适应AI技术变革的需要.为了促进创新和AI技术的发展,合理使用应当扩张并进行制度重塑.首先应以"合理使用"这一术语替代"限制与例外".其次,随着AI创作的兴起、人类作者角色的淡出和作者的"袪魅",应当重构版权保护与合理使用的关系,将合理使用提升至与版权保护比肩的地位.再次,应当将为了AI学习、创作使用版权作品纳入合理使用的范围,但如果AI"输出"的作品与原作品实质相似,则应当属于版权人的控制范围.最后,我国著作权法应当采用灵活的、有弹性的合理使用立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