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义县:“123”做好代表建议办理工作

安义县人大常委会在办理代表建议中做到完善"一套机制"、突出"两个强化"、坚持"三个结合"。一是完善"一套机制"。完善了建议办理办法、督办制度和协调机制,对各承办单位的接办、办理、答     

做好组织、维护、关爱进城务工人员的工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好工会组织的作用——在广厦重庆一建“四好”现场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

今天，市委宣传部、市建委、市总工会在这里召开学习、交流和推广广厦重庆一建善待好、组织好、教育好、管理好进城务工人员的“四好”现场经验交流会，这不仅是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具体体现，而且是认真落实党的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     

中外儿童权利保护法之比较——基于《未成年人保护法》与《儿童权利公约》的研究

《儿童权利公约》是国际社会儿童权利保护"宪章"。我国一贯重视儿童权利保护立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但比较而言,《儿童权利公约》与《未成年人保护法》,二者不仅在"立法宗旨""基本原则""儿童角色地位""可操作性"等基本范式方面存在着"国际"与"国别"的区分,在"成长环境""享权者""家庭保护"等具体范畴方面也有着质性上的差异。因此,作为《儿童权利公约》缔约国之一的我国,务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儿童权利的保护立法。     

创先争优是党的先进性的内在要求

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创先争优是党的先进性的内在要求,也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在实践中的积极探索和具体体现.通过创先争优进一步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     

对韬光养晦要具体分析——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教授

韬光养晦是一个阶段性的战略,而不是一个教条。韬光养晦不能管100年,中国外交是很复杂的,在哪些方面韬光养晦,哪些方面有所作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任何时候都要谦虚谨慎,但并不意味着任何时候都要韬光养晦。从全局来看,有所作为的成分必须增加,这是个趋向,跟韬光养晦不矛盾。     

危险犯犯罪形态问题研究

未遂犯的处罚根据在于行为对法益实害的发生造成了客观的、现实的法益侵害危险,因而未遂犯的本质是一种具体的危险犯。那么,在因不具有法益侵害的具体性危险而否定具体危险犯既遂的场合,行为尚停留在着手之前的抽象危险阶段,至多只成立犯罪预备;同理,在因不具有法益侵害的抽象性危险而不成立抽象危险犯既遂的场合,行为处于抽象危险之前,是法益保护前置化的前置化,逸出刑法最前线。因此,危险犯不存在犯罪未遂形态。     

国际私法上之一般安定性与具体妥当性——以涉外契约问题为中心

国际私法究竟应着重具体的妥当性使个案更公正合理,抑或应着重一般的安定性使有确定及结果预见可能等,乃千古来法理争论。着重具体的妥当性者,即采最重要牵连关系论之弹性法则,以符合案件具体的妥当性之原则;着重一般的安定性者,即采刚性规定之硬性法则,以符合法律一般的安定性之原则。当代国际私法则不择一绝对遵从,而二者皆有所采,不过有以一般安定性为原则而以具体妥当性为例外者,亦有以具体妥当性为原则而以一般安定性为例外者。于涉外契约问题之表现言,台湾地区旧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第6条乃一般安定性之代表,新修正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第20条第2项乃具体妥当性之代表(但于第3项以具体妥当性补充),此也正显示出一般安定性与具体妥当性于国际私法之声势变迁。     

双向奔赴 放大文旅消费示范效应

文化和旅游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南京市是“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中的“战略支点”“创新引擎”和“门户枢纽”。从2016年成为国家首批文化消费试点城市,到2020年成为首批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再到2022年入选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工作督查激励地方名单,南京探索建立并推出了一整套促进文化和旅游消费的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和具体举措,形成了可持续、可推广、可借鉴的文化和旅游消费模式。文旅市场供需“双向奔赴”,不仅呈现持续强劲恢复势头,还爆发出强大的市场吸纳能力。     

必要·可能·现实：“两个结合”的三重逻辑

“两个结合”的提出,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两化”提上了新的理论高度。“两个结合”的提出,是必要性、可能性与现实性三重逻辑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事业的需求为“两个结合”提供了必要土壤;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发展性与实践性等内在品质为“两个结合”开辟了可能场域;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时代任务向“两个结合”发出了伟大号召。这三重逻辑相互交织,推动“两个结合”产生、发展与不断跃升。     

论民事给付之诉及其执行的明确性要求

无论给付的内容是金钱、特定物还是行为,给付之诉内容的确定与相应的判决与执行在民事诉讼中都具有重要意义。现行法要求起诉状中的给付诉讼请求和给付判决主文都应当具有明确性,这也体现了强制执行程序立法中的争议问题。该诉讼要件不同于案件的实体胜诉要件,不适用补正裁定和补充判决,也体现出处分权主义下诉讼请求与判决主文之间的紧密关联。由于两者所处的诉讼阶段不同并考虑民事诉讼处于动态推进中的基本特征,对判决主文的明确性要求更为关键,其应高于对立案请求的要求。在判断请求与主文明确性时,在指向作为行为的诉讼中满足客观唯一性标准即满足明确性要求,但是双方无争议的主观标准也可以被接受。而在停止侵害之诉中,我国法院也可能例外地将以“近似”为代表的不确定法律概念评价为明确;如果参考德国法经验补强相关裁判技术,也能形成与前述指向作为行为的诉讼相似的、客观标准辅以主观标准的审查标准;中外经验共同指向比例原则在强制执行法中的细化应用。在审判程序中,法院有权通过解释明确诉讼请求的内容,但是当请求不够明确时,法院不应排除当事人就其在实体法上本可以被支持的请求另诉的机会。在执行程序中,执行法官同样有解释判决主文的职权,其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