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干部行为法制化——反腐倡廉建设的突破性路径

新世纪新时期以来，反腐倡廉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势头得到遏制，标本兼治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必须继续运用民主和法制的力量，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领域，发挥法制对干部权力行为的威慑力量。干部行为规范引领着社会风尚，干部行为规范调整着权力运行模式，干部行为规范指引着党员干部行为的方向。要建立反腐倡廉行为法制体系的基本原则，完善国家行为法制体系和进一步完善党内行为法制体系。     

青少年弑亲行为探析——基于47例弑亲案例分析

青少年弑亲行为是青少年犯罪行为之一,也是社会伦理典范的表现之一。通过对16年间我国媒体集中报道的47例青少年弑亲案例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出生于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独生子女家庭或者单亲家庭,同时又处于初、高中阶段的男性青少年是发生弑亲行为的高危人群;青少年弑亲行为出现低龄化趋势;家庭教育方式失当和网络成瘾是导致青少年弑亲的主要原因;青少年犯罪心理成熟,犯罪动机和犯罪目的的意志非常坚定和明确。因此,要预防青少年弑亲行为,关键是要从家庭、学校、社会和个人四个方面消除青少年弑亲的动因。     

从一宗审判案例浅析违法建设行为人的认定

某市城管综合执法部门对一宗违法建设进行r立案调查，作出限期拆除违法建设的行政处罚。违法建设当事人就该行政处罚向法院提Ⅲ行政诉讼，经法院判决撤销了行政处罚决定。在此案件中，法院认为城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实不清，其主要观点是违法建设的责任主体认定存在问题。现从这宗案例对违法建设行为人的认定进行分析。     

随手拍,请慎用

<正>随手拍,在网络和照相工具普遍使用的今天,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对生活中的不文明行为和现象起到了监督作用,对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发挥了正能量。但仔细思考,我们不难发现,此举也还存在些许弊端,比如,拍摄者有违法或者侵犯他人隐私的可能;又如,因曝光行为具有网络的不可控性,有可能给当事人造成超越本身应受处罚之外的负担和影响。     

特斯拉与爱迪生的电流大战

专利制度的目的是要在天才之火上加利益之油,围绕利益展开的纷争是专利制度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爱迪生的许多专利深深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但是,爱迪生辞世时并不富有,据说主要原因是他的专利官司打得太多,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爱迪生在发明了白炽灯后,便饱受专利侵权之苦.为了反击这种行为,在19世纪的最后十多年,爱迪生一共提出了200多起旨在保护自己电灯系统的专利诉讼.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关真空灯泡中使用灯丝的专利争议.     

基于互联网行业对反不正当竞争案件损害赔偿计算的若干建议

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受害人寻求通过民事诉讼获得救济，必须面临如何计算与证明所遭受损害的问题。普通民事诉讼的损害赔偿计算和证明已经是难点，具体到复杂、多变的互联网行业反不正当竞争案件的损害赔偿，则更加复杂。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是，近年来互联网行业有关反不正当竞争的案件越来越多，但法院判决的赔偿金额一直在低位徘徊，往往不能充分补偿受害人的实际损失，这在一定程度上放任了当前互联网行业不正当竞争的乱象。     

“为官不易”彰显为民本色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加强作风建设,进一步规范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行为,作风得到好转,成效有目共睹。但少数人开始感叹“为官不易”,官不好当了。 “为官不易”的“感叹”,实质是一种权力观的错位、宗旨意识的淡薄。“为官不易”,恰恰说明一系列制度规定真正产生了效力,意味着对权力的约束监督日益严格。真要彰显为民本色,就要主动远离不正之风;真要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首先就要从弘扬清风正气开始。     

青少年网络行为准则建设刍议

青少年既是我国网络用户的主力军,又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当前各种网络不文明甚至是违法犯罪行为正在对青少年产生影响。因此,在对青少年网络行为现状进行调研,并分析其特点的基础上,提出构建以技术规范建设为基石,以道德规范建设为重点,以法律规范建设为屏障,三管齐下的青少年网络行为准则建设模式。     

慈善也要“讲诚信”

最近,“中国首善”陈光标深陷舆论旋涡.9月23日,陈光标在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有关“切胃减肥”、“首富还是首骗”等报道质疑.此事的是非曲直暂且不论,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慈善行为本身应该讲诚信.慈善应如2016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慈善法》那样,将诚信精神贯穿于慈善活动的全过程.     

网络犯罪帮助行为正犯化相关问题研究——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视域

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视域,网络犯罪帮助行为正犯化不应该被视为共犯从属性之突破,其从立法原意上、形式上及实质上均以被帮助者实行了网络犯罪为前提,其仍坚持共犯从属性之理论。网络犯罪帮助犯的成立,形式上增加"情节严重"之要求;实质上需以折衷说为基础结合危险分配理论、信赖利益原则、法益衡量等因素综合考量。原则上并未将中立帮助行为入罪,只有符合形式与实质之要素,方属可罚,故其并未扩大刑罚处罚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