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心理学对警官职业院校警务化管理的启示

实行警务化管理是警官职业院校进行学生管理和教育教学的一大特色,为培养高素质的警官人才提供了很大帮助。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近年来此类院校招生体制的改革和人民警察招录体制的改革,警务化管理在实行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难以解决。积极心理学作为一种新的心理学思潮,它的一些观点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防止＂矮化＂现象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凡认识不到位、学习不扎实、实践不深入者,皆为对科学发展观的“矮化”。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应将学习实践活动化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动力,防止出现“矮化”现象。     

对幼儿进行品德教育的初探

幼儿品德教育对幼儿进行品德教育有七个环节,即树立正确儿童观,教育观;发挥道德功能直接、显性的教育作用;把德育贯穿于各领域教育活动中,注意品德教育的系统化;寓德育于游戏之中,注意品德教育的游戏化;重视道德功能的间接、隐性的教育渗透作用,优化群体环境;密切家园配合,注意品德教育的一致性;寓德育于激励,竞赛之中,注意品德教育方法的情境化。     

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分析——基于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解读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设置了刑事强制医疗特别程序,对强制医疗进行了全面司法化改造,规定通过严格的审判程序来决定当事人是否需要强制医疗,同时赋予被强制者及其近亲属以相应的救济措施.这对于保障精神病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安定具有重要意义,但相关程序规定存在的缺陷必将导致司法实践中适用法律的混乱.     

警惕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去马克思化”倾向

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去马克思化倾向,它具体表现为人们或者不重视马克思本人的学说、观点,或者滥用、误读马克思思想中的一些重要范畴,如此一来,马克思的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就被边缘化了。这种去马克思化的倾向一方面使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失去了巨大的思想根源,同时也必然导致其理论自身合法性的消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起点、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当下亟须从理论上予以澄清的三个问题。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起点为何时,应当以具体的、真实的历史情况为依据;在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问题上,刻意纠缠于谁包括谁,无益于人们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坚持与被坚持、发展与被发展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都与中国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深化厦漳产业合作的难点与对策——以厦漳泉大都市区同城化为背景

为了加快厦漳泉大都市区的发展,适应同城化的城市现代化发展趋势,2011年8月福建制定了《福建省加快推进厦漳泉大都市区同城化的工作方案》,明确了厦漳泉大都市区同城化的发展定位与主要目标。随着《厦漳泉大都市区同城化合作框架协议》的正式签订,厦漳产业合作开始进入了一个以厦漳泉大都市区同城化为背景的发展新阶段。在同城化条件下,深化厦漳产业合作仍存在战略制约和体制制约这两个较为突出的难点,需要进一步通过改革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予以解决。     

中国共产党早期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条件和特点

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伴随着党的产生而产生、党的发展而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又一次震惊了世界,这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条件和特点直接相关。中国共产党坚持从国情出发,组建了一支来自工人、农民和先进知识分子的干部队伍;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在极其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中锻炼成长,形成了一个来自人民、植根于中国大地的领袖群体;实现了知识分子干部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人民军队成为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的重要来源和依托,是一支战斗队,又是一支工作队。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走向。     

2012年农业工作实现开门红

一、全省农业工作会议隆重召开。全省农业工作会议于1月17日在澄迈隆重召开。肖杰厅长在会上作题为《全力推进农业五化,促进农业转型升级》的工作报告,吹响了新年再创新辉煌的号角。二、蒋定之省长慰问我厅并寄予厚望。蒋定之省长在年初慰问我厅干部职工时高度评价去年我厅在农民增收、抗风救灾、     

都市圈县域城市与中心城市同城化路径研究——以江苏句容市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部分城市之间同城化已经从理论走向实践。南京都市圈以南京市为中心,以镇江市、扬州市、芜湖市等为副中心,包括数量可观且综合实力较强的县市。句容作为苏南县级市,位于南京都市圈核心圈层,在发展规划、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等诸多方面加快实现与南京的对接。然而,在深入推进宁句同城化进程中仍存在行政壁垒、协调机制有限、产业竞争等诸多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弱化行政阻碍,推动基础设施、产业体系配套、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更全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