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人才激励机制的探析

本文对企业人才激励机制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论公职人员的权利保护

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权利保护,不仅是保证公职人员基本权利的需要,也是促进我国行政法治建设的需要。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公职人员具有双重的身份,一方面他作为行政主体的组成人员,代表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代表的是公共利益;另一方面,他又同外部相对人一样,也有自己特定的个人利益,并同行政主体之间形成行政法律关系。     

改革背景下证券交易所公权性质监管外部救济探析

当前我国证券市场正经历着一系列重要改革,包括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等。特别是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要求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在证券监管过程中切实发挥作用,无救济则无权利,证交所自律监管救济的重要性也将凸显。我国证交所公权性质救济措施存在缺位的现实困境,而行政诉讼救济和行政复议救济具有直接维护证交所监管秩序从而实现证交所监管"公平"价值追求的独特价值,从而以"程序正义"的方式实现了金融法"三足定理"对"金融公平"价值的追求。证交所公权力监管措施救济制度进路应包括:完善监管措施的行政复议程序;明确能够提起行政诉讼的适格证交所监管行为;坚持内部救济用尽原则;以程序审查为主、实体审查为辅。     

推进生态文明法律与经济激励机制建设的路径

制度的完善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生态文明建设的水平,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依托相关生态文明制度的保障。建设生态文明需要法律制度的规范、引导和保障,同时也需要实施经济激励机制来调动各个经济主体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以可持续的模式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     

太火鸟雷海波:从视觉中国到创意中国

如果未来中国有100个设计师品牌,希望有60个是我们曾经帮助过的。雷海波资深视觉创意设计媒体人、策展人、社会活动者及跨界合作推手,视觉中国创始人及战略顾问,中国工业设计协会理事,北京工业设计促进会副秘书长,曾获"中国设计贡献奖之年度风云人物"、"中国工业设计十大杰出推广人物"等称号。2014年,创建了中     

人力资源管理中90后员工激励对策浅见

90后员工作为生力军现已陆续进入职场，年轻人面临的不仅是来自岗位专业技能的挑战，还有职场中为人处世方法的欠缺。在面对60后的决策层，70后、80后的中高层时，由于相互之间的成长经历、环境条件变迁而导致的不同年龄层的理念、行为的差异，使得管理90后员工成为管理者头疼的问题。面对90后员工，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好，这是每个管理者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公共部门激励扭曲的形成及测量

公共部门的产出结果难以观测、多任务、多委托人、以及内在激励型代理人等特征与激励扭曲的形成密不可分,都可能导致代理人行为结果偏离委托人的期望目标。公共部门激励扭曲程度可以采用Baker模型的向量夹角表示法进行具体的测量操作步骤设计,本文以福建某市的街道办事处为测量对象,演示该算法在我国公共部门测量中的实际操作方法。     

上海制定文创设计产业融合发展九大举措

最近,上海市为了贯彻《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0号),围绕上海市"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总体部署,推动创新型经济和品牌经济的发展,促进文化创意和设计     

政府干预与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有效性:制度背景与传导机制

国有企业分类改革要求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建立市场化薪酬制度,完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高管薪酬激励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有助于缓解所有者与管理者间的利益冲突,确保企业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经营目标。当高管薪酬激励对公司业绩存在正向促进作用时,表明薪酬激励是有效的。在我国特殊制度背景下,高管薪酬激励作用的发挥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一方面,政府为实现政治目标存在干预国有企业经营的动机;另一方面,政府通过提供补贴迫使国有企业承担冗员负担,从而导致业绩损失,进而降低高管薪酬与业绩相关性。实证结果表明,在政府干预—冗员负担—高管薪酬激励这一传导机制下,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由于政府干预确实承担了冗员负担,且冗员负担削弱了高管薪酬激励的有效性。新一轮国企改革正强力推进,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改革是改革的核心,应注重厘清政企关系,减少政府过度干预;剥离社会性负担,加速社保体系全面构建;健全政府补贴审批流程,营造公平竞争环境;设计市场化高管薪酬契约,完善薪酬激励机制。     

行政督查法治化的现实问题、理论依据及路径研究

行政督查是内部行政行为,行政法的本质要求行政督查权要接受法律的规范与控制,现代控权理念要求行政督查组织法与行为法并行不悖、缺一不可,法治行政要求行政督查符合法律优先、法律保留、职权法定、依法行政、权责统一原则,行政自制理论要求行政机关自觉通过内部行政法规范和控制行政督查权。现行中国行政督查的依据、职能、主体、程序及法律责任没有满足上述要求,行政督查尚未实现法治化。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行政督查法治化的路径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