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投票制的宪政意涵

一　　一般而言 ,片面追求高参选率可能会导致一些变相的强制投票行为 ,然而 ,我们并不能由此而认为所有的强制投票行为都是仅仅为了追求高参选率。也就是说 ,在我国当前的选举实践中 ,当我们对基于追求高参选率而导致的对选民实施的各种变相的强制投票行为表达某种否定性意见时[1] ,并不是完全理性化的。强制投票本身及其所追求的近期目标或远期目标都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分析和客观的评价 ,并不宜一概否认。我们需要反省的也许主要在于强制投票的具体方式和方法。因为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 ,强制投票制度已广为推行 ,而且还越来越多地被赋予…     

"读写议"特色教学与图书馆服务创新

文章介绍了高校“读、写、议”教学创新模式,论述了高校图书馆应如何配合学校的特色教学,创建“读、写、议”特色馆藏和特色数据库;建立“读、写、议”专题网络导航系统;配备学科馆员,做好文献资源的深层次服务,从而更好地为学校的特色教学服务。     

惩罚犯罪与人权保障

国家行使刑罚权,从具体角度来说,也就是当发生具体的犯罪时,国家就可以处罚具体犯罪人,在法律体系中,刑法的强制性最为明显,它是其它法律的制裁力量。刑法涉及对公民生命、自由和财产等限制和剥夺,其存在的必要性在于保护社会,使社会免遭犯罪的侵害。因而惩罚犯罪彰显的是刑法保护社会的功能,而人权保障则是在刑法的另一重要功能——保障功能中获得体现。由此而论,惩罚犯罪与人权保障     

苏联刑法发展的前景

<正> 刑事责任客观和主观依据的相互关系正确断定刑事责任客观和主观(个人)相互关系的依据,对于刑法的发展前景具有重要的意义。有人认为,刑事责任的依据,只是行为、性质及其社会危害性程度本身,而任     

宛城区在少数民族聚居村实施医疗保障体制

近年来，开封市委统战部立足特色，在全面做好各领域统战工作的基础上，对文化统战工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走出了一条“文化统战鼓舞人、文化统战凝聚人、文化统战促发展”的新路子。     

快乐的山村

出门走山路、烧饭用柴禾、上学住通铺、饮水河里挑,这曾是开化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开展新农村建设以来,当地县委、县政府从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出发,舍得花大力气、多方争取大投入,着力改善农村交通、能源、就学、饮水等基础设施,当地农民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写在前面

天凉好个秋。虽不见落叶,而渐凉的气温告诉我们季节的转换。在城市,人流有时是麻木的,而在边防辖区,边民是敏感的,在他们眼里,军装是美丽的风景,是安全、正义的代表。我们整理着装,投入金秋,愿每一次军装变换,都会展现新的形象。     

“技术-关系-健康”视角下的互联网使用与青年世代健康

互联网技术赋能实现了社会关系的重组，“人媒互动”“人际互动”“偏好互动”的结构演化形成了个体间差异化的健康结果。围绕“技术-关系-健康”的逻辑主线探讨互联网使用对青年世代健康的影响契合了时代价值和学术关怀的基本内涵。基于2017年CGSS数据的系列计量因果推断方法的结果显示高频度互联网使用影响青年健康存在“双刃剑效应”：在具备提高个体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水平、减少客观生病住院次数的“健康溢价”功能的同时，却导致青年群体BMI指数增长的“健康惩罚”。在路径机制方面，高频度互联网使用通过社会网络、健康管理和网络诱导等途径影响青年世代健康，其中健康管理与网络诱导在部分路径中也起到遮掩效应。     

多次犯中的行为人危险及预防性惩罚

多次实施违法犯罪彰显了行为人的危险性，在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可以影响定罪量刑，但仍然是在“行为刑法”的框架内对于行为人危险的考量。多次违法犯罪可以作为构成要件要素、可罚的违法性要素、有责性判断阶段中对于“明知”的认定等定罪要素以及作为影响量刑的要素。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多次犯，都是针对具有犯罪危险的行为人，并依据其刑罚指征而采取的“预防性惩罚”，以便促使行为人形成统一的违法性意识，敦促行为人选择“弃恶从善”，更加有效地预防犯罪。“行为—行为人”双层次犯罪论体系能够充分实现刑法惩罚和预防犯罪的目的。     

法律实施激励机制的基本原理及立法构造

对于受制于集体行动悖论的共益权规则、维权效益低下的私益权规则、难以标准化的义务规则、实施成本高昂的法律监管规则，以及责任边界不清晰、威慑作用有限的法律责任规则的实施，相关法上的惩罚机制作用有限。为了弥补惩罚机制功能局限、强化法律实效，应当为法律实施构建完善的激励机制，改变法律私人实施效用函数，将法律公共实施转化为私人实施，促使法律实施行为外部性内部化，消除法律实施过程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引导法律主体主动遵守和适用法律规则，使其行为符合立法目的。申言之，一是通过经济利益给付、荣誉褒奖、资质评定和信用公示等方法，使法律实施与立法目标激励相容，以此克服集体行动困境，减少委托代理关系下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二是厘清产权关系，将法律实施的外部性内部化，使每项行动决策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相对应；三是通过优先权奖励、保障权利行使、降低适用成本及法律责任减免或替代承担，使法律实施的成本收益结构回归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