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体系多元化及惩罚体系变革的思考——以日本《轻犯罪法》为视角

日本《轻犯罪法》仅有4条,共规定了对33种轻犯罪行为的处罚。该法规定犯罪行为的法益侵害性十分微弱,有些条文内容更似规制公民道德。与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比:在处罚行为范围上,《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范围远远大于《轻犯罪法》;从处罚力度上看,《治安管理处罚法》略重于《轻犯罪法》;从法律包含内容上看,《治安管理处罚法》内容远远多于《轻犯罪法》。多元化的刑法体系有优点也有缺点,总体来看,我国刑法体系应当朝多元化的方向变革,与此同时,我国惩罚体系应从目前的刑法典+行政处罚(含治安管理处罚)的结构向行政处罚(含治安管理处罚)+轻犯罪法+刑法典(重罪刑法)的结构进行变革。     

英美法上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

惩罚性赔偿制度是英美法系中普通法上的一种法律救济措施。该制度与大陆法系侵权法上崇尚的实际损失赔偿原则性格迥异。其目的并不是为补偿受害者的损失,而是惩罚加害者,并威慑此类行为将来发生。本文研究了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发生、发展及其功能目的以及惩罚性赔偿金额的裁量因素,并提出了该制度对大陆法上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借鉴意义。     

突发性责任事故的信息搜集与披露——基于央地信息沟通的视角

当突发性责任事故发生时,为避免被追究在事件中应负的责任,地方政府经常向中央隐瞒信息。一般认为,加强对隐瞒情况的调查并施以较大力度的惩罚,能减少地方政府的隐瞒行为,使其向中央汇报更多信息。但如果将地方政府需花费成本搜集事故信息这一情况考虑进来时,惩罚隐瞒又会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呢?论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地方政府的信息搜集策略和搜集到信息后的披露策略。研究发现:在一个较大的惩罚力度下,尽管地方政府隐瞒信息的行为较少,但它搜集信息的努力程度明显降低,从而导致获得的信息量减少,最终汇报给中央的信息反而更少。因此,在制定对隐瞒行为的惩罚力度时,决策者应考虑惩罚对信息搜集的负面激励。     

刑法格言4法律在惩罚前应予警告

格言简析法律在惩罚前应予警告的格言,意味着定罪量刑应以行为时有刑法的明文规定为限.概言之,没有事先公布的法律就没有犯罪,没有事先公布的法律就没有刑罚.法律考虑未来而不考虑过去的格言,意味着法律对未来有效,对过去无效.我们可以将这些内容概括为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法不溯及既往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内容之一,故刑法的溯及力与罪刑法定原则密切联系.     

换一种方式惩罚

在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省的格拉纳达,有个叫埃米利奥·卡拉塔尤德的人,自1988年以来一直担任未成年人法庭的法官,他为自己确定的目标是给那些出入他办公地点的人提供第二次机会。当在法庭上与一个15岁的文盲扒手面对面时．他毫不犹豫地下了判决：“上学!”不要把此决定当成玩笑．5个月后,那个少年将接受法官的考试,内容包括听写、朗溃和运算。     

农民合作行为中的惩罚机制及其实践基础研究

本文引入类型化的视角,对农民合作行为中惩罚机制进行研究与探讨,并考察合作行为中惩罚机制形态、处罚实施主体、惩罚手段以及惩罚机制发生的社会基础。研究发现,在社会关联度较高的村庄之中,村民多群体性地运用软性惩罚的方式对合作行为中的搭便车者进行惩罚;在社会关联度中等的村庄,村庄社区内可能以群体也可能通过单个强互惠者以情、面子来对搭便车者进行惩罚,但由于村庄内规范的约束力降低,其效果往往不及前者;在社会关联度较低的村庄则只能够以个人为单位,或以牺牲自己利益或引入混混来惩罚搭便车者,这种刚性的惩罚方式对合作行为中的搭便车者进行处罚,虽然可能有效,但其惩罚需要支付高昂的成本与代价。     

中外监狱哲学比较

监狱哲学是监狱对囚犯执行刑罚,实现改造与矫正的基本理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态度的总称。监狱哲学的形成、发展是一个启蒙、进步和文明的过程。这种演变不独在中国,在世界范围里同样存在。就其要者而言,监狱哲学主要是指：惩罚哲学、改造哲学和人道哲学。     

美日刑事诉讼中律师帮助权比较研究

日本法,尤其是日本刑事诉讼法战后深受美国的影响,其中给予被追诉者以律师帮助权的宪法第34条、37条及38条就是深受美国宪法第5、6修正案之影响而建构起来的。从形式上看是美国的翻版,日本学界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但在现实运作中存在诸多问题,与该法律制度的本体（美国）存在很大的不同。指出其不同并探究深层次的背景原因对于我国目前刑事诉讼制度日趋走向对抗制的改革具有一定的裨益。     

适用恢复性司法而非施以痛苦

刑事司法最重要的功能可能是标识社会的谴责,表明所有人应当遵守的界限.传统的刑事司法将惩罚看作是实现多种可能目标先验性的干涉手段.恢复性制裁不会将犯罪的严重性与合乎比例的惩罚相联系,而是将损害的种类、严重性与最大程度的合理修复努力相联系.恢复性司法的经验价值和附加的社会伦理价值应当得到最大程度的执行,而不应局限或服从于先验的惩罚.先验地选择惩罚导致沟通匮乏,尤其对修复的有效性不利.在道德层面上,恢复性司法比报应性司法更能促进社会道德观念诸如尊重、团结和承担责任等美德的培养,因而更可能积极促进社会生活和关系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