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的歧义与判断的迷失——对我国司法判断模式之反思

"价值"一词的诸多歧义及人们对它的误读导致司法判断模式上的迷失以及该领域内"泛化的价值主义模式",其在刑事法学领域亦有突出表现。这带来的诸如将规范判断误认为价值判断、将价值判断引入事实判断中等谬误对当下中国法治造成深远的负面示范效应。必须在司法判断领域将此种泛化的价值主义模式驱除出去。     

悖论与困境:志愿者组织合法性问题分析

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学派认为,"合法性"机制是理解和解释众多组织现象的重要分析视角。我们在对志愿者组织进行调查和案例分析后发现,"合法性"困境是阻碍和制约志愿者组织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破解志愿者组织面对的"合法性"困局的关键,在于统一"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调整制度环境和规范标准之间的内在张力,这样才能在制度层面为志愿者组织的发展提供长效激励机制。     

德国物权变动理论研究

德国民法典采取"区分主义"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其思维路径是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相互区分。《德国民法典》第873条,第929条规定,不动产物权之设定转移,依当事人之合意及登记于登记簿而生效力。动产所有权之转移,依当事人之合意及动产之交付而生效力。     

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探讨

本文介绍了附条件不起诉的概念、司法实践及争议,认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契合了起诉便宜主义之世界刑事诉讼发展的大趋势,具有其正当性;并就《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规定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进行了探讨。     

国民参政会制度实际运行与设置初衷背离之原因

国民参政会是1938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背景下成立的战时各党派参政议政的机构,承担着"抗战"和"建国"的重大使命,围绕国民参政会制定的规章制度较好地体现了制度安排的初衷。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国民党坚持"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政治理念,对国民参政会内中共和中间势力采取了"扫除而廓清之"的政策,期望由其实现国家统一,完成"抗战"和"建国"的使命。由于国民党不肯放弃自身利益,也没有找到一种有效机制容纳社会各方面积极力量,导致其执政地位失去社会各阶层的拥护和支持,致使国民参政会出现了"应然"的制度安排与"实然"的政治功能之间的巨大反差。     

我国应能提出世界性的新“主义”

"主义"是现代学术思想的灵魂,是它的发动机、指南针和价值尺度,也是近现代社会变迁方向的指示器从近现代世界史看,大国崛起普遍伴有思想方面的世界历史性的贡献。中国是超大型国家,     

浴血长征路的“御林军”：红军干部团（上）

1934年4月27日晚．著名的广昌保卫战以红军败走广昌．退守赤水、头陂一线而告结束。这场历时18天的阵地战、消耗战．是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损失最大的一仗．参战部队伤亡5500余人。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步步紧逼．中央苏区面积日益缩小。红军节节失利，陷入困境，被迫撤离根据地．踏上了长征之路。     

从合宪性推定到权力谦抑主义——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中的解释方法与司法哲学

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的判决涉及"香港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是否有权传召当事人"这一颇具争议的问题。针对当事人提出的"立法会调查委员会越权"的主张,在进入司法审查后,法院面对的是如何选择具体的方法来进行审查。虽然从文本来看,香港《基本法》并没有明确赋予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以传召当事人的权力,但法院采取合宪性推定方法,认为《基本法》没有禁止立法会通过调查委员会来行使证人传召权,并判决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不存在越权情形。这种对立法机关持谦抑姿态的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形式文本,在本质上建基于《基本法》架构下国家不同权力间的关系维度,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并且对当下中国宪法方法的建构具有启示意义。当然,香港立法会调查权的行使必须以《基本法》为依据,以香港特殊的行政主导制为基础,这又从另一面体现了立法权对行政权的谦抑。     

论英国“新地方主义”的特征和路径选择

"新地方主义"是对英国中央集权体制下地方自治权发展的新的诠释,主张中央政府下放管理权、给予地方政府限制性自由裁量权和"赢得的"自治权,鼓励发展地方公民的参与性治理。"新地方主义"理论和政策融合了英国中央主义和地方主义两种传统,呈现为英国地方自治新的发展趋势。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描述——法团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延伸

当前,中国大陆与社会的关系似乎与法团主义理论的制度设计相似,然而源自西方的法团主义其内在要求——市民社会,却与中国大陆现实不符。由此提出行政吸纳理论从宏观和微观重新界定中国大陆中央与地方基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但是,国家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还是回归法团主义所强调的独立且合作的国家与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