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长征》,心中升腾起恒久的敬仰和永不言败的力量

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的《长征》,是近些年来我最爱捧读的一部纪实文学作品。《长征》包括前言和十八章,全书70余万字,2006年第一次印刷,那年正值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有评论家称:该书是首次把长征作为人类精神事件来书写。后几经修订,到2016年长征胜利80周年时,发行量超过50万册,至今总销量已超百万册,并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装帧设计奖,第十届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等多项图书大奖。     

健笔一支 触处生春——王蒙作品中的幽默

在新时期复出的作家中,王蒙以其洋溢的才华和艺术上的创新而饮誉文坛。他健笔一支,左抽右旋,触处生春,无不如意。而他幽默的个性才情亦在其作品中充分地显示出魅力。王蒙(1934——),祖籍河北南皮县,出生于北平(今北京)。他在1953年写出长篇小说《青春万岁》,     

以艺术的形式拯救历史的真实

美国国家图书馆奖得主、华裔作家哈金在接受南风窗特约记者河西的专访中,最打动我的是这一段话:我想讲一个普通士兵面对战争心灵挣扎的故事,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故事,而并非集体经验。战俘作为失败者.他们的声音被无情地剥夺了。我意识到,《战废品》可能会给那些被遗忘的人带来一丝希望.使他们的声     

鲁迅会跟“闰土”一起住么

台湾作家马森的散文集《旅者心情》中有一篇文章叫《佣人们》,记叙了他在墨西哥时,聘用的几个女佣形形色色、生动有趣的故事。其中,他说到一个农民出身的女佣宝拉,应该是他们最满意的了——“工作很勤奋,态度又诚恳……早上一早就起来,我们起床的时候,客厅、厨房、浴室都已经打扫过,     

不想感动

一位旅美的作家回国后,说了这样一个故事。他驾车经过得克萨斯州,在一个没有服务站的路段,车子出了故障,无法启动了。他报了警,很快来了两辆警车。作家非常奇怪,一个报警怎么会来两辆警车。两位警察打开了故障车的引擎盖,调试了一番,车子仍然无法启动。警察指指两辆警车,对他说：“你看看喜欢哪辆车,你可以开一辆走。”     

地域文化与现代作家的精神路向——以民国时期南京为例的一种考察

民国时期的南京,人与城、人与事、人与历史交织融汇于一体。此间,在现代作家笔下产生了许多名篇佳作,这些作品都被列为永恒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留存下来。它们不只是现代作家人生追求的印痕记录、时势艰难的历史剪影,也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创作的素材,一类文体的样式,或者作为一种现象的文学史存在,而是一种特殊历史、特殊地域文化,呈现了现代作家内蕴极其丰富而纷繁复杂的文化精神理路,并由此形成了独特地域文化的丰韵和一座城市的文化地标。在这种思路和地域文化的理念指导下,重新阅读现代作家作品,勾勒出一幅具有典型地域色彩的文学史图景,探寻现代作家某些精神生成演变的路向和缘由,以此力求贴近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原生态。     

赵大年纪事

皇亲国戚”与家庭地位 　　今年 69岁的赵大年先生个儿高大,身体很棒,没一点龙钟老态,耳大肉多,我们四川有句俗话说“耳大多福”。透过镜片,细看赵老那宽阔的脑门和富有神采的眼神,似乎探到了他的深邃,他的睿智。赵老亲和从容,头发疏白,步履稳健,举止儒雅,言谈诙谐,给人感觉亲切可敬。 　　赵老对四川有着特殊的感情,因为他的中学时代是在重庆度过的 (现在重庆已不属四川所辖 ),他说：“我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了 6年书。”为此,赵老会说四川话。 　　说起来,赵老还是“皇亲国戚”呢,他的祖上爱新觉罗·肇浩是位满清王爷,由于…     

倘若作家爱上了音乐

贝多芬说:我情愿写10000个音符,也不愿写一个字母。而我,情愿用10000个字,去换贝多芬的一个音符。但我知道,他根本不稀罕。有什么办法?在伟大的艺术与它谦卑的粉丝之间,就存在着这种不平等。但我依旧虔诚地朝拜着,并且相信:每写下10000个字,就与音乐圣殿的距离又近了一个音符……按说作家是以写作为工作者,可倘若他们心有旁骛,另有所爱,比如说爱上了音乐,那种状况好比是新干线没有好好地在新干线的线上跑,冲到了都内电车的线路上去了(一位作     

父子诗人：顾工与顾城

顾城的父亲顾工是一位很有名气的军旅诗人和作家,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新四军。顾工所在的那个班后来还有一个人成为著名作家,那人便是从小看着顾城长大,视顾城似侄辈一般的邓友梅。     

雷雨中的闲云野鹤——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对话

帕斯捷尔纳克是在那个讲究高度统一的时代,却始终坚守着独立的个性,坚守自己的信仰之“道”的作家。他的小说《日瓦戈医生》有三重对话：与宗教文本的对话、与以革命为主要形态的现实的对话、与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对话。归根结底,其目的是为了揭示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的俄罗斯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