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与黄金年龄人才开发

知识经济的到来 ,使人力资源成为一种资本和生产力 ,谁拥有人力资源 ,谁就拥有经济的发展权 ;谁拥有更多的高素质人才 ,谁就能占领全球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可以说 ,在知识经济到来和全球倡导科技创新的新形势下 ,大力开发人才资源 ,特别是开发黄金年龄人才资源 ,是各级领导及组织人事部门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一）人才 ,有老中青之分。所谓黄金年龄人才 ,系指２５岁至４５岁年龄段之间 ,具有中专以上文化程度、掌握一门或两门专业知识并在本职岗位上取得显著成绩的人才。黄金年龄人才所处的地位和作用 ,决定了它们是人才的集束区、高发区和…     

效率与公平博奕: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轨迹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农民土地所有制为主导阶段、乡村集体所有制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初级阶段、家庭承包经营制的中级阶段。从四个阶段的变迁轨迹可以看出：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过程,就是效率与公平的交互替代过程。同时也是所有权主体绩效偏好与农民绩效偏好趋同的过程。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思想和发展趋势是：农地产权多元化,家庭承包土地物权化,农地产权流动化、资产化、价值化和货币化。     

对我国农地经营制度变迁的展望

由于人地矛盾是农地制度变迁的基本动力、效率高低是农地制度变迁的关键变量、社会公平是农地制度变迁的倒向砝码 ,因此 ,人地矛盾的有效缓解、促进效率的制度构建、社会公平的必然兼顾就构成展望农地经营制度变迁的思维逻辑链条。本文认为缓解人地矛盾有利于拓展农地制度的选择空间 ,合理界定产权是完善家庭承包的当务之急 ,有组织、有计划地逐步实现农地规模经营是改革农地制度的长期任务和发展方向。     

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边缘化的根源探析

失地对于农民来说本不应当是坏事,因为它给农民提供了告别传统生活方式、进入城市社会和分享现代文明的契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目前数以千万计的失地农民却沦为了务农无田、务工无岗、社保无份的边缘化群体。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并不在城市化本身,而是多种制度、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现行的农地征用制度、农地产权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以及政府职能错位和农民维权组织缺失等,都是造成这一社会问题的根源。     

土地发展权论

土地发展权是对土地在利用上进行再发展的权利 ,它包括空间建筑权和土地开发权。它是随着城市化的出现、人类提高了对土地的利用水平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权利形式。国外已有立法对之予以规范 ,而我国尚无相应的法律措施。应借鉴国外相关理论及立法 ,建立起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土地发展权制度。     

地权改革的制度逻辑

在东亚小农农业主体的市场逻辑里,农地抵押权不可能在正规银行实现,农地抵押权和成员权变现的充分实现只能以集体经济及其内置金融为基础。今天的不少人,强调土地私有属性的理直气壮,强调土地公有属性的羞羞答答,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现在要想把问题说明白,必须从农地制度说起,后说"农转城"或"农转非"制度,再说城市建设用地制度。     

让土地“活”起来 使农民富起来———浅议我省农地经营权流转现状及发展对策简

真正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小农经济走向产业化，让农业靠自己的骨头长肉——这一转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效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鼓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     

我国农民集体土地收益权权利演进之回顾与展望

唐欣瑜、梁亚荣在《农业经济问题》2014年第5期撰文认为，我国农村土地经历了由农民个人所有到集体所有的转变，农地政策的变迁引发了土地所有权权能之一——收益权的权利演进。从“占有的权利”到“增长的权利”，从“公权力控制”到“私权利回归”，农地政策与农地立法相互作用，基本建立了农村土地权利体系，但并不意味着农民土地权利的行使已无障碍。     

论新型城镇化视域下的农地流转资本化及途径

当前农地流转制度体系制约了供求主体能动性的有效发挥，从而导致地方政府在农地流转中经常职能错位并损害农户的合法权益。农地流转资本化有效地点击了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主要瓶颈，对遏制城市空心化、促进新“四化”协同发展、根治征地群体事件高发以及加快农民市民化等焦点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农地确权确地：实践及其出路 ——基于湖北省五个地区的调查思考

因农业税费高，1997年的二轮延包政策在湖北省部分地区落实得并不理想。大量农户为躲避高额农业税费而选择抛荒外出从而使得农地权属变得混乱。2004年完善二轮延包的政策实践又因为此前的税费改革与其后的取消农业税使得政策落实同样并不理想，并因此而形成了第一次农地纠纷高潮以及系列后果。2008年底至2009年初的金融危机使得部分失业农民工返乡需要土地耕种，从而形成了第二次农地纠纷高潮。2010年以来，持续增长的涉农补贴、粮食价格以及因年龄而自然返乡的压力使得第三次农地纠纷高潮开始出现。重新调整农村各群体的利益并使之尽量达致平衡是解决当前农地纠纷的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