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型农业农地流转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正>农地流转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农地流转对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积极意义无庸置疑。在这个农地流转大潮涌动的时候,对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发展权的基本人权定位

发展权是一项崭新的人权,但其主体的普遍性、功能的母体性、性质的固有性,表明它具有基本人权的共同属性和一般特征,是一项基本人权。发展权在人权序列中占据重要位置,对于全人类人权的普遍实现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保障功能。确保发展权的基本人权地位,发展权终将走宪法化之路。     

农地征用过程中的结构洞——对一起征地纠纷的社会学分析

土地流转问题的难点在于如何保证流转的程序公正和结果公正，其实质是保障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知情同意权和地权收益的公正分配。本文通过对一起农地征用纠纷的分析，提出农地征用过程中的结构洞是当下土地流转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结构洞使基层政府能够控制土地流转的相关消息，单方制定征地补偿费和地权收益分配的标准，消解村民的抗争。因此，打破农地征用过程中的结构洞，压制结构洞效应，是保障土地流转的程序公正和结果公正的重要途径。     

论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市场化改革的思想障碍

我国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是城乡两大利益集团博弈的直接结果.由于农民政治权力弱小又缺乏土地权益的法律保障,以任何借口阻挠农地产权市场化改革,都是为了维护城市既得利益集团的需要.目前,除了政府不肯轻易放弃廉价占用农民土地的经济利益之外,这一制度安排还得到了理论界一些权威人士的舆论支持.这些理论观点主要包括:应消灭一切土地私有制,土地集中兼并将导致农民两极分化、不利于兼顾土地的公平与效率、确保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与国家粮食安全,农地私有化将提高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成本等等.因此,澄清理论界对于下一步深化农地产权制度市场化改革理论上的认识误区,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关于徵地与农村治理问题的几个观点

古人云：大隧之内其乐也融融，大隧之外其乐也逸逸。农口之外的学者谈论农地问题之逸逸焉，大抵与意识形态化的制度问题有关；农口之内的学者谈论农地问题之融融也，则往往由于依据实地调研而与主义和体制无关。作者从事农村研究多年，本文主要讨论与农村土地相关的问题，是故，当属大隧之内。     

人权发展的最好时期

以改革为动力,以发展为关键,以法治为保障,以稳定为条件,将生存权、发展权摆在首位,全面推进人权事业,从被严厉批判,到成为党的执政理念和国家的宪法原则,伴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年,人权理念和实践在中国走过一段飞跃性的历程     

中国农地承包经营制度面临的困境及对策探讨

中国农地承包经营制度在当前所遭遇的最大困境是：既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以实现农民平均占有田地的制度依据，又面临着农村土地三十年以及更长期的顺延、不调田的现实矛盾。中国农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无论是重庆的农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模式还是成都试点“土地换身份”模式，都无法有效解决农地承包经营制度运行中的矛盾。具体的对策应当在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框架内，通过集体土地股权化转化以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及畅通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制度，解决农地承包经营制度所遭遇的困境。     

增长更应"包容"边疆民族地区

包容性增长的本质是发展权的公平与平等。从内地城市和边疆民族农村地区的现状来看,离中央提出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差距甚远,必须把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分配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养老问题等作为重要问题加以统筹解决和逐渐完善。     

农民因灾失地之痛

40岁以上的农民对失去土地最为恐慌,他们已过了体力高峰期,又缺乏其他谋生技能,最担心生活没有着落汶川县映秀镇渔子溪村位于山腰上,村民沿山开垦耕地。村民邹昌碧说,震前家里有地3亩,2亩平地已用来盖房,剩下1亩多山地种庄稼,但地震把山震塌了,山石把1亩多农地全部掩埋。     

1949年以来中国农地制度的变迁——从民法学的视角分析

从民法学的角度看,1949年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经历的几个阶段分别是土地私有私用、土地公有公用和土地公有私用几种权利配置模式的变迁。现行农地集体所有成员承包经营的模式源于实践的内在要求,是符合经济规律和历史规律的,因此是有生命力的,未来中国农地制度的变迁将是一条渐进的完善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