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立法评析与司法适用

从实质的法益概念出发进行考察,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设立兼具防止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观念增强的社会根据,以及国家培养少年、儿童身心全面发展的宪法根据。性自主决定权不能完全涵盖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保护法益,本罪的法益还应当包括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权。对于本罪中的"特殊职责"应进行限制解释,形式上要具备特殊身份,实质上要利用职责对未成年女性产生不平等影响。成立本罪需要行为人认识到该未成年女性的年龄。基于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的目的,"发生性关系"应当作广义的理解。评判"情节恶劣"只能考虑客观方面的表明法益侵害程度的情节。强奸罪与本罪之间是存在交叉关系的法条竞合,但在司法实务中不必严格区分,只需适用重法优先的原则即可。     

建党百年农地政策演变中农民主体性的历史递嬗、建构经验与重要启示

建党百年来我国农地政策呈现出动态发展趋势,契合不同历史时期我国具体农情的变化而不断地演进,农民主体性也由此经历了觉醒、高涨、回升、重塑等递嬗过程。从这百年历程中可看出共产党人以真心深刻体恤农民之苦、化行动深入了解农民之需、守使命深切保障农民之利;同时也给当前我国乡村治理带来几点重要启示,即坚持以农民为中心、扎根底层;坚持党的领导,紧跟步伐;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忘原则。     

农地产权模糊性问题及产权清晰化的实现路径研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蕴藏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就是农地产权模糊不清，剖析农地产权模糊性的具体表现，深入挖掘农地产权模糊性的成因，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对于深入推进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作用和价值。首先，运用文献资料法梳理农地产权在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发展权、继承权五个方面模糊性的具体体现，即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明确；承包权、经营权的权利性质和权利内容界定不清，且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尚未完全厘清；农地发展权的来源、归属不确定导致农地非农化转用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格局混乱扭曲；农地权利继承方面的法律政策缺失。其次，农地产权模糊性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农地所有权的模糊性源于国家想要继续通过村委会这一代理人实现对集体土地产权的间接支配与控制；承包权、经营权和继承权的模糊是政府试图通过城乡户籍变动、成员资格的认定与农村福利(承包地、宅基地、福利分工)享受之间内在关系达到对农民向城市自由流动的调节功能，同时，确保物权属性的农地权利流动被严格封闭在本集体经济组织这一特定的区域范围内，以发挥农地对辖区内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农地发展权的模糊源于国家有意识地通过调配土地增值收...     

资本嵌入、村庄响应与农地规模化经营成效

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是建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然而资本主导下的农地规模化经营并不总能成功。基于嵌入性理论与中国农地规模化经营的实践经验，提炼出“经营嵌入性”概念，构建“资本嵌入—社会响应”模型，对不同的农地规模化经营实践进行类型学划分和阐释，探讨不同类型的资本嵌入策略与村庄社会响应互动机制及其背后的行为逻辑。经营嵌入性是农地规模化经营的社会基础，表现为经营嵌入性越高，农地规模经营成效越好。其中内部经营嵌入主要采取生产嵌入和利益嵌入策略，而外部环境嵌入主要采取关系嵌入和文化嵌入策略。不同来源的经营主体和村庄整合度对经营嵌入难度产生影响，外来主体相比内生主体嵌入难度更大，村庄整合度越高嵌入难度也越大。从村庄响应来看，高社会整合度村庄的村干部更多地考虑村庄公共利益，村民也有更强的议价能力，而低社会整合度村庄的村干部可能会通过不正当手段牟取个人利益，导致村民被强制参与或者被内生经营主体关系裹挟。     

跨境代孕中限制公共秩序保留的路径探析

在跨境代孕中，外国法院判决因与接受国的公共秩序相违背，接受国往往拒绝承认外国法院判决认定的亲子关系，损害了各方利益，尤其是儿童权益。现有公共秩序保留的理论学说有客观结果说、客观联系说、主观说，在解决跨境代孕中公共秩序保留问题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性，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也难以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进行权衡。鉴于此，可从国内与国际两方面探究限制接受国对公共秩序保留适用的路径。在国内，将客观结果说与跨国公共秩序理论相结合，降低公共秩序保留的启动机率；在国际，以《海牙跨国收养公约》为蓝本，为跨境代孕公约的制定提供借鉴与参考。     

数字发展权保障的中国经验与世界意义

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为发展权的实现带来了良好机遇和巨大挑战。为了应对数字鸿沟导致的发展失衡、数字贫困加剧的发展赤字、数字歧视激化的发展矛盾、数字壁垒造成的发展失序、数字失范造成的发展受阻，有必要推动数字技术与发展权全方位深度交叉融合而生成一种新型的权利形态——数字发展权。为了确保数字发展权的实现，必须夯实全体人民共享数字发展权的经济基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数字发展权理念，实现良法善治以确认、规范和保障数字发展权。在数字发展权的理论与实践方面，中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验、方案与话语，值得向全世界分享。     

气候共同体责任分担的法理

气候变化问题是人类面临的由不断加强的人类活动影响力与有限的环境承载力之间矛盾引发的气候异变后果。气候共同体是阻止气候异变后果、争取气候稳定利益的共同体。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历史排放量解释和优先需要解释没有为共同体成员国家共同争取同一利益的行动作出合理说明。气候共同体建设的基本法理应当是“各尽所能、能者多劳”。气候共同体成员间分配应对气候变化责任的依据应当是成员国家“各自的能力”，即包含已然发展成果和未来发展条件两个方面的发展状况。判断发展状况的法理依据是以自然人平等为基础的发展权。我国应当按照自身发展状况为应对气候变化多作贡献，同时动员其他国家承担与其发展状况相一致的责任。     

共同富裕与农民发展权：理论探源、历史经纬与现实进路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道路上最艰巨的任务是实现农民的富裕。在理论上，共同富裕与农民发展权具有内在统一性，两者均是发展性和集成性的概念，且目标一致，共同致力于新时代新矛盾的解决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从历史看，中国的共同富裕与农民发展权经历了城乡二元体制时期缓慢艰难的进步、城乡统筹时期的爆发式反弹、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时期的行稳致远等三个阶段。从现实进路来看，在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新阶段，应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发力，贯彻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原则，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良法善治为保障，以高质量的农民发展权来补齐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短板，有力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生态补偿的理论澄清与制度重塑——以司法裁判的实践反思为视角

在财产权保障理论的指引下，法院按照“无依据，则无补偿”“如何补偿，由行政机关自主裁量”的逻辑来裁断生态补偿案件，而“依据”的制定者为行政机关，最终造成行政机关主导着补偿给谁、补偿多少等生态补偿问题的界定和解决，以致于“案结事不了”。尽管财产权保障理论为早期生态补偿制度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无法解释2014年《环境保护法》修订以来生态补偿制度的发展实际。结合当前生态补偿的立法规定，生态补偿理论依据应当是保障平等发展权。有别于行政补偿制度，生态补偿是由国家、生态环境保护受益者给予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生态环境保护造成平等发展权益损失的补偿制度。其中，国家对私主体的生态补偿属于基础性补偿，在此基础上，同级政府之间、平等主体之间通过生态补偿共享发展利益，以最大限度地弥补平等发展权受限制的地区和个人的利益损失。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联动改革的法治目标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联动改革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必然诉求，是为系统观念引领下实行中国农地制度高质量发展，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历时近五年期的农地制度联动改革，试点经验的立法转化得以兑现，然仍有不少合理制度经验尚未被现行法吸纳，而有的法条在运行中触发利益冲突，殊值深承眷注。农地制度联动改革的深化，应进一步关乎权利本位纠正“权力中心化”,增进法律价值功能之内涵与位阶对农地制度改革的推力，章明产权归属与权能边界、畅通要素流动与城乡融合、协调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选择合理权利模式与体系化规则。以法治思维引领深化农地制度联动改革，架构农地联动机制的法律治理新体系：循“同地同权”规则，有效推进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同地同权；沿公益与入市共栖进路，协调征地与集体建设用地制度规则的隔阂冲突；经土地用途正当性转换，充实宅基地与集体建设用地良性互换机制；采调整互动规则的取向，达成征收与宅基地制度的有机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