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各地大力推进“双结对、创文明”活动

在全省开展“双万结对、共建文明”活动,是省委、省政府从浙江实际出发,统筹城乡发展,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去年4月,根据省委、省政府意见,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转发了省文明委关于开展“双万结对、共建文明”活动的实施意见。活动开展以来,各地广泛发动,认真组织,有效推进了活动的开展。目前,全省共有10205家单位与9830个行政村结成对子,开展共建。     

舒缓压力 服务农村——关于乡镇政权工作的思考

乡镇政权是我国农村最基层的一级政权组织,处于国家权力组织序列的最末梢,上接国家而下联农民,这种特殊的地位使它在实际的权力运作中受到国家和乡村民间社会双重力量的交互作用。在当前农村改革过程中,乡镇政权工作压力弥重:——权利弱化,功能不齐。乡镇作为一级政府本来就是先天不足,它不具有完备的政府功能,特别是由于自身的财政能力十分有限,导致缺乏相应的施政能力,乡镇政府在治理结构上突出地表现为“职权小,能力弱”。特别是近几年来,城市里各部门的政策制订者发起自上至下的收权运动,使强势的城市权力大举进入农村,致使乡镇的权力越…     

北京市首个大型风力发电场将落户官厅地区

我国城镇供热收费制度今年将出现“大的变化”。热费补贴由“暗补”变“明补”的改革将在今年冬季全面推开。这意味着实行了几十年的供热收费由职工单位向供热企业统一交纳的福利制度将在各地陆续走向终结。取而代之的是，热费将以专项补贴的形式按月发放，由使用者直接向供热企业交费。实行热费补贴由“暗补”变“明补”是推进供热计量收费、供热节能、供热市场化的关键环节和必要条件。如果实施“暗补”变“明补”和热计量制度的改革，就可在其他方面都不动的情况下，节约能耗近30％。根据建设部的有关规划，各地要用两年左右时间，完成热费制度的改革，建立健全“谁用热、谁交费”的机制，实现供热的商品化、货币化。     

宏观调控政策初见成效 空置商品住宅面积大幅减少

“中国制造”已经延伸到世界的绝大多数市场。但截至目前，我国99％的企业既没有申请国际专利也没有申请国内专利，国内许多企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掌握与运用知识产权制度的水平不高，应对知识产权纠纷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有待加强。     

在落实群众“四权”上下功夫

在干部工作中扩大民主,充分走群众路线,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党的群众路线在干部工作中的具体体现,也是选准用好干部、防止“带病提拔”和克服用人上不正之风的有效手段。贯彻《干部任用条例》,关键是要以扩大民主为着     

每月大事（06年02月）

14日-20日,中共中央在中央党校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学习。胡锦涛同志出席了开班式,并对建设新农村问题做了详尽阐述;温家宝同志出席了结班式,并就新农村建设的意义、目标、内涵、原则做了专题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21日下午进行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学习安排的内容是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和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抉择。新华社21日受权播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意见》强调了保护被征地农民利益、以多予为重点加快建立工业反哺农业机制、2008年农村将基本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加快乡村水电气路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采取措施减轻农民教育负担、     

废弃抑或存留：村民组长制的困境与前瞻

税费改革及农业税取消之后,在财政短缺的压力之下,部分乡村为减少村级支出,出台了撤销村民组长的制度安排。但在目前的制度环境下,实施撤销村民组长这一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条件尚未具备。若勉力为之,则会导致制度变迁成本过高、管理难度加大和组内凝聚力下降等问题。当前中国的村治改革应该以“合村庄、裁村干、留组长”为总体方向,加强组长队伍建设、构建适当的激励机制,同时加大对乡村财政的支持力度。     

我国“公务员热”的效应分析及政策建议

当前“公务员热”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这一现象一方面有利于我国公务员制度建设,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为此,必须通过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完善公务员制度建设、转变政府职能等来规避这一现象的负效应。     

中国经理人市场制度建构的理论探析

西方现代企业制度的演变历程证实了有效的经理市场对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意义,然而,相对于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而言,现阶段的中国经理人市场缺乏有效的制度环境和合格的市场参与主体,这些因素决定了我国经理市场建设路径的特殊性。本文通过对经理市场参与主体参与过程的分析,探讨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参与主体的博弈均衡,阐释了企业内部经理市场和外部经理市场的协同性,提出了我国建设经理市场坚持内部经理市场与外部经理市场协同发展的观点。     

1961年京郊农村社会调查实践的重大意义

1961年京郊的农村社会调查，是贯彻党的八届九中全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响应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的号召而兴起并走向高潮的，是1961年全国大规模农村调查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次调查由中央领导直接指挥，北京市、区县各级领导积极响应，形成中央、市委、县委三级调查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