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民网上提交2700多份“百姓议案”

在2月23日结束的福建省第十五届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好新闻评选会上，本刊有5件作品获奖，其中通讯《“是不是就叫‘进城务工农民’”（作者：姚金清；编辑：张郁 刊2005年第4期）获一等奖；系列报道《预算审查监督报告》（作者：郑国锋 刘志锋等 编辑：郑国锋 刘志锋 刊2005年第4期至第10期）获二等奖。     

社会法视域中我国农民弱势阶层的权益保障

随着我国和谐社会建设步伐的加快,我国保障农民权益的呼声越来越高。本文从社会法视角出发,就农民阶层的弱势现状进行梳理,提出农民权益保障的法制建议,探究我国农民阶层的合法权益保障的社会法途径与方法。     

试析当前我国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

当前我国农民为了保护自身利益 ,常常诉诸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这主要与农民整体素质偏低、组织化程度差以及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不健全、法律不完善有关。这种状况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并采取相应措施 ,将农民的政治参与逐步引入制度化的轨道上来     

农业生产产业化出路在哪里？——对“农业人才”流失的调查与思考

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改变农业落后的生产方式,形成农业生产产业化和特色农业,是山区农民脱贫治富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然而,目前农村的现状是：有知识的青年农民纷纷外出打工,带领农民实现农业生产产业化的管理人才奇缺。一位村支书感叹地说,“剩下来那些青年农民,大字不识几个,有的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起,他们怎么能挑得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担。”最近,重庆市部分农村对破解这道难题进行了探索,有一些新思考和新做法,我们特地选出两篇刊发,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于加快津南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的几点思考

市委曾明确提出．要加快津南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这为津南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指明了方向。该园区是我市惟一的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自2001年建设以来，在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培育农业龙头企业、促进农业科技创新等方面取得快速发展，现已成为我市扩大农民就业和带动农民增收的新亮点，对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金融视角下的农民增收问题

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农村金融抑制是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必须建立资金回流机制、完善农村正式金融服务体系、建立多元化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规范和发展民间金融、培育和发展农业资本市场、优化农村信用环境等发挥农村金融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     

南开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人大工作理论研讨会

日前，南开区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四次人大工作理论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深入贯彻落实中央9号文件精神，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及搞好下半年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研讨会上，与会人员根据自己多年的工作实践和切身感受，从加强制度建设，提高代表工作水平。     

甘为彝家团结繁荣作嫁衣——记石林彝族自治县第十四届人大代表、维则乡党委书记王彦平

“作为人大代表，不仅要履行好代表职责，以一流的工作业绩和良好的人格魅力，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中起模范带头作用，还要树立以民为本的思想，有所作为，做到为民、便民、利民。同时。强化法律意识，依法行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树立立足职务为重的观念，乐于奉献。把人大代表和人民公仆的良好形象有机地融为一体……”这是人大代表、维则乡党委书记王彦平对如何履行代表职责与当好党委书记发出的一番感想。     

欠发达地区农民增收难的原因及解决对策——以江西省抚州市为例

欠发达地区农民增收受到多种因素限制,增收渠道少、难以持续、土地经营规模小、农业比较效益差及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等是主要原因。完善政策机制、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推进产业化经营及加快小城镇建设等措施,不失为解决当前欠发达地区农民增收难的好对策。     

走入21世纪的美国行政法

理查德·斯图尔特教授是行政法与环境法领域的著名学者，其于1975年发表在《哈佛法律评论》上的论文，《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更是美国公法学的经典文献。本文可以说是这篇文章的续篇，是斯图尔特教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同一主题的进一步思考，也就是在一个民主代议制政体下，如何给非民选因而不直接向选民负责的行政官员所行使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提供合法的基础。在斯图’尔特教授看来，这正是行政法的中心议题所在。文章以政府规制领域的行政法治为重点，概括总结了过去的一个世纪的美国行政法的主要特征，并展示了它们是如何发展和重新组合到今天。文章然后评述了在目前持续增长的行政疲惫背景下所出现的实现规制目标的新方法，以及这些新方法的行政法意义。文章最后概述了行政法正在出现的全球化特征，并勾勒出不同行政法模式在新时代的前景。斯图尔特教授认为。每一种现存的模式都存在着不同缺陷，没有哪一个模式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行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而新的时代条件必然要求行政法学开拓出新的行政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