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良好的社会心态——以新生代农民工为视角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培育新生代农民工良好社会心态,是当前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又是一个薄弱环节。因此,客观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心态失衡的成因与社会影响,积极营造优化社会心态的社会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讨

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区别于老一代农民工的显著特征:年龄轻、文化素质相对较高、市民化意愿及市民化能力相对较强,其市民化将有助于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有助于促进我国内需可持续增长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进而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但由于制度障碍,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仍处于“半市民化”状态.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必须加快户籍制度、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改革,保证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能进得来、留得住、有发展.     

回乡竞选村支书——拓宽视野，引万名人才返乡

最近，我省新一届村（社区）党组织换届工，作拉开帷幕，开展试点的20个县（市、区）采取各种措施“招贤引能”，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返乡，参与竞选村党组织书记，争当农民实现“梦想”的领路人。     

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与对策——以四川省华蓥市为例

随着城市化浪潮的猛烈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城市,进而要求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华蓥市在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社会保险参保率低、劳动力价格低、缺乏劳动权益保障和失业补助等问题,阻碍了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在分析华蓥市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实施的基础上,结合地区实际,探讨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路径,促进农民工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更好地保障农民工的社会权益。     

加强农民工党组织建 设促进社会管理创新

2008年,贵州省安顺农信社在全国率先成立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心,以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心省外服务点为支点,2011年1月成立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心党委,并在省外农民工集中地建立党支部,搭建外出农民工党员开展组织活动的平台。以党建带团建,积极培养和发展优秀青年农民工加入     

康厚明在十八大上的三大感受

8日、9日、10日、11日、12日、13日、14日……一连7天,全程经历了党的十八大从隆重开幕到胜利闭幕,重庆全国人大代表康厚明在北京度过了他难忘的一周。"亲切、幸福、信心",是这位农民工党代表最深切的亲历和感受。自2012年11月15日晚返渝后,康厚明代表已经先后多次参加了各类会议,交流出席党的十八大的心得体会。马不停蹄的宣讲,让他看上去更加斗志昂扬。"这是一次毕生难忘的经历。"他坦言,自己当选过国资委系统的党代表,也     

“教育农民工”：外来工子弟学校青年教师城市融入状况调查

对广州市外来工子弟学校青年教师的城市融入和生活状况进行调查和分析后发现，这群青年教师无论在生活、就业还是身份认同上都与“农民工”无异。他们在户籍、劳动就业、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斥：工作任务重、工资待遇低、缺乏社会保障、教师职业权威被削弱，本文称之为“教育农民工”。调查还发现，现行教育体制和户籍制度的“双重排斥”是导致外来工子弟学校青年教师社会融入程度低的根本原因。因此，建议地方政府可从保障外来工子弟学校青年教师的劳动权利、社会权利、发展权利三方面入手改善其生存状况，促进其城市融入。     

改善文化生活：农民工的迫切需要与现实选择——对长春市农民工文化现象的调查与思考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52亿,农民工总量约占城镇常住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但是,许多农民工因为户籍等现实问题而无法享受城市的种种公共文化服务,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需要上呈现出新特点、新要求。与父辈相比,     

农民工创业成长的网络化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中国农民工的创业活动越来越活跃,从理论上说,通过拓展网络关系获取网络资源是新创企业成长的需要。新创企业建立外部网络和管理网络成员关系以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被称为企业的网络化能力,体现为网络规划能力、网络构建能力及关系管理能力三个方面。网络经营成本和企业网络地位是企业网络化能力高低的二维表达。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新创企业网络化成长存在三种不同状态,即"无网络嵌入状态"、"初始网络嵌入状态"、"网络关系发展状态",具体表现为"低网络成本,低网络地位"、"高网络成本,低网络地位"及"高网络成本,高网络地位"三种不同型态。经历网络规划、网络构建及网络关系管理三个不同的能力发展阶段,达到"低网络成本,高网络地位"的理想状态,实现新创企业网络化能力的螺旋式上升,是农民工创业网络化成长的基本路径。     

半城市化就是伪城市化

一方面消费不足,一方面抑制消费;一方面资源不足,一方面浪费严重——户籍制度利于管理的些微作用,难抵户籍制度所带来的严重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