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民工到“上帝”——东方路桥一位农民工的故事

"我从事假肢安装工作20多年了,一个农民工能安得起当今世界最好的假肢,我还是第一次见!据我所知,我国目前有八千万残疾人,能幸运的安装这么高级假肢的只有50人,你就是这50人中的一个。"说这话的是上海天弓假肢公司总经理薛伟明。他所说的幸运者就是鄂尔多斯东方路桥集团的民工联队队长     

让繁华城市拥抱农民工

以前被贬为“棒棒”、“扁担”的重庆农民工，如今成了当地政府注册的“重庆师傅”、“石龙技工”等劳务品牌。直辖以来，重庆先后有613万农村劳动力实现转移。重庆这座现代化的都市正在以广阔的胸襟拥抱农民工。     

“农民工”称谓不妥

时下，“农民工”一词所指的对象可谓家喻户晓，但这一称谓似有不妥之处，有成份论的嫌疑。通常按职业称呼，种地者称农民，务工者称工人，经商者称商人，参军者称军人，从政者称干部，这些称谓前都没有加定语进行修饰，也就是说不管他原来从事什么职业，都一律按现职业进行称呼。     

视野

《人民日报》剖析领导干部"高危"三原因《人民日报》日前刊登《领导干部要有"职业风险"意识》的文章称,根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的数据,2009年1～11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案115420件,处分106626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3743人。如此大的"伤亡"人数,令人深思。文章指出,领导干部为何成了高危职业?可能有这么     

大山深处的农民工自助银行

7月15日上午9点多，在湘（湖南衡阳）桂（林）铁路扩能改造工程梅子坳隧道施工的河南农民工郭位强，急匆匆地跑到中铁十一局湘桂铁路项目一分部院内，走进用活动板房搭建的自助银行POS机前办理转账业务。     

北京市平谷区法院“贴心三招”帮助农民工讨薪

北京市平谷区法院东高村法庭针对临近年底农民工讨薪案件呈现大幅增长的态势，从司法为民、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出发，在原有的“农民工讨薪速审机制”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又采取了“贴心三招”帮助农民工依法讨薪。     

农民工问题的凸显及政府的责任担当

在当代中国,进城的农民工在就业机会、工作岗位、薪酬发放、子女教育等方面,仍受到相当程度的歧视。归结起来,这就是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历史地看,这个问题的发生或恶化,同城乡二元结构、制度法律不健全以及政府管理和服务存在缺陷等有关。在属性上,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具有公共性质,因此,政府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本文在探讨农民工问题与政府作为的关系的基础上,认为政府应在农民工权益保障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政府唱好主角,再辅以社会各界的携手合作,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就不是梦。     

切实发挥输出地工会在农民工异地维权中的积极作用

湖北省有农民工1100万人,其中赴外省务工500多万人。多年来,全省各级工会按照省委和全总工作要求,不断提高对输出地工会农民工异地维权工作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认真加强组织领导，着力夯实工作基础，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建设，努力强化与输入地工会协同配合，切实发挥输出地工会在农民工异地维权212作中的积极作用。近三年来，在输入地工会的支持与配合下，全省各级工会每年成功调处农民212异地侵权案件近千例，每年为农民212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000万元左右。我们的做法是：     

80后的空间放逐与现实选择

正是在这种"无可选择"的"多元化的世界"中,宋思明向海藻发出"二奶致富"的邀请。这条路就这样摆在了80后的面前,去除了一切意识形态的掩饰。     

从“农民”到“农民工”的自我观念变迁

在传统乡土社会中,自然土地、村落社区、熟人圈子是农民自我认同得以塑造的自然、社会与心理边界,农民的＂我＂镶嵌在社区之中。集体化时期,农民的＂我＂是社会主义改造后的集体化的＂我＂,以及户籍制度下作为城市＂他者＂的＂我＂。改革以来,农民工＂我＂的观念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城市话语的支配,是为自我观念的＂单向他化＂,这一状况的改变有赖于国家提高农民工的市民待遇并减少对其的制度与身份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