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产品集体自愿供给的特性和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省农村调研数据的实证研究

农村公共品自愿供给模式是集结政府、集体、企业和个人的交叉制度创新,具体可分出共享性的集体自愿供给、捐助性的社会自愿供给以及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自愿供给,这其中集体自愿供给是农村公共品自愿供给的主渠道。通过浙江调研数据的的归因计量分析影响集体自愿供给的相关因素,据此提出建议是利用农村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人力资本大量发展村集体经济、提升村民收入,同时政府积极投入和引导农村公共品供给。     

走出中国债券市场的灰色地带

随着中国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资金问题日趋严重。当中央财政无法完全满足地方发展资金需求之时,发展地方政府融资就成为了迫切的需要。本文通过介绍市政债券在美国的经验,并结合中国特有的“准市政债券”的基础,分析了中国发展市政债券的必要性,并提供了一些具体的借鉴办法。     

“案件事实”结构分层下的“准共同诉讼”框架——以多数人侵权案件为例

现有共同诉讼的制度逻辑在于,诉讼程序的“分与合”必须在起诉之时选定,选定之后与之相对应的程序规则贯穿整个诉讼阶段始终。但上述逻辑在实务运行中的悖论在于,法院在起诉阶段往往无法根据原告的起诉状即对多数人侵权纠纷中的因果关系类型进行准确判断。因此在多数人侵权案件中,为查清案件事实,应将传统共同诉讼类型中“分与合”的抉择放置入诉讼的动态流程进行综合评估。将整个诉讼流程划分为起诉阶段、法律适用之大小前提的找寻阶段以及司法结论的导出三个阶段,逐项分析每个阶段中法官与当事人之间利益诉求流动对比,力求建立一套与诉讼进程相结合的准共同诉讼动态判断规则。     

冷战时期的美日韩安全三角--准联盟理论与联盟困境的视角

本文试图借助准联盟理论与联盟困境理论对冷战时期美日韩三角间的安全关系作出新的解析。日韩两国的联盟行为及其相互关系受到冷战结构和美国东亚战略的极大制约和规定。通常只有当美国在亚洲的力量相对削弱时,日韩之间才会在美国的诱压和撮合下出现某种互助性的合作行为;而当日韩被美国抛弃的可能性较小时,两国便会努力寻求自身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的最大化,其时历史和情感因素将迅速主导两国关系,从而使双边的合作性行为明显减少,甚至出现相互敌对。     

论我国公共服务民营化对象及模式选择

本文以经济学的视角把公共服务分为纯公共服务和准公共服务 ,并以此为出发点分析探讨作为民营化主要对象的准公共服务在民营化过程中的三种模式 :BOT模式、BOO模式及服务承包在我国实践中的运用。     

代表资格终止应止于何时

日前,山东省某市人大代表陈某因未经批准连续两次无故不出席市人代会,被该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决定终止其代表资格。该消息引起广泛热议。人大代表的资格终止究竟是止于未经批准不出席会议时,还是止于人大常委会或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公告时?     

村庄公共品供给中的“好混混”

1990年代以后,两湖平原村庄中出现了好混混。好混混的出现源于村庄公共品供给的困境。乡村组织难以抑制公共品供给中的搭便车行为,村庄公共品合作常常因此难以达成。好混混则可以依靠暴力和暴力威胁遏制搭便车行为,维系村庄公共品合作和供给,他们的好由此体现出来。取消农业税后,乡村组织的公共品供给能力更加弱化,农民因此对好混混的需求更甚。好混混这一怪异现象,反映了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存在局部不足。     

东亚准无政府体系与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努力尝试在东亚地区贯彻安抚战略,但是其政策成效往往难以持久。东亚地区安全体系的准无政府秩序,是导致中国安抚政策难以持续并发挥积极效力的主要外部限制。准无政府体系是包括了安全等级体系的无政府体系,兼具无政府体系和等级体系各自的体系特征。在准无政府体系内,按照寻求安全的方式,国家可以划分为三类:自助国家、安全等级体系内的安全供给国和受保护国(他助国家)。而国家间安全关系则包括两个类型:一是安全竞争关系;二是安全依赖关系。东亚准无政府体系通过依赖机制、借重机制和效仿机制,限制了中国安抚政策的持续和积极效应,而冷战后中国南海安抚政策效果的变迁则对此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经验支持。     

刑事和解保障论

目前,学术界以及司法实务界对于刑事和解制度的理念价值、社会效用尚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始终没有形成思想和学术上的合力。分析其原因不难看出,刑事和解的适用在＂修正＂传统刑事司法理念的同时,其本身所呈现的一些缺陷成为合力形成的最主要障碍。因此,有必要在现有的法律思想和制度框架下,积极探索刑事和解制度的保障机制,如加害方＂真诚和解＂、被害方诉权实现、司法效率保障等保障性制度,为使刑事和解制度真正成为我国刑事诉讼中一种有益模式进行制度上的探索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