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组织支配的正犯后正犯：支配型共谋的德国理解

对于参与共谋者,最终没有着手犯罪实行行为的,应该如何承担其刑事责任,存在很大争议;不应一般性的承认共谋共同正犯,而应该将以＂共谋＂的共同参与区分为支配型共谋与对等型共谋,相应确定不同的参与人类型;德国学理和判例创立＂正犯后正犯＂法范畴,并运用基于有组织的权力机构的＂组织支配＂解释其间接正犯性,通过展现德国该问题域的实践进路、理论论争和最新发展,为在中国语境下解释组织支配和寻求处理支配型共谋的中国路径提供经验图景。     

《唐律》中共犯人的分类及其现代借鉴价值

《唐律》中的法定共犯人种类只有首犯和从犯，教令犯和胁从犯均不是法定的共犯人种类。区分首犯和从犯的标准主要是看造意与否，特定身份、特定情况下的客观因素亦可起到区分作用；特别严重的犯罪以及亲自才能实施的犯罪则不分首从。《唐律》中的共犯人分类具有科学性，其区分首从的标准与犯罪支配理论具有相似性。现行刑法的共犯人分类以及区分的标准都可从《唐律》的规定中吸收合理的因素。     

《唐律疏议》"知而犯之谓之''故''"辨正

《唐律疏议》中“故”有六种用法，其中两种表示犯罪的主观意图，即“故纵”之“故”与“故杀”之“故”。张斐《晋律注》释“其知而犯之谓之故”，后世律学注释奉为圭臬。从法典渊源与律文疏解来考察，“知而犯之”仅指《唐律疏议》中“故纵”之“故”。“故杀”之“故”应用其疏解“无事而杀”。“知而犯之”与“无事而杀”非指一事，不应混淆。唐律中“无事而杀，是名‘故杀”’延续了魏、晋律注“无变斩击”的注解模式并在唐律注解中将之细化。     

“为人民服务”的时代诠释——重读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尽管目前时局与任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是,为人民服务思想仍然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也是我们分析与判别当代社会是非的基本准绳。当前,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弘扬大公无私的精神,对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政治意义。     

试论“超越承担过失”

“超越承担过失”是犯罪过失中的一类特殊形态,在注意能力方面有别于一般的过失,在当代社会背景下对其展开研究显得尤为必要。在中国大陆过失犯理论中,对此问题进行研究也是可行和必要的。     

论刑法中的牵连关系

牵连关系是一个客观的范畴。对于牵连关系的认定 ,折衷说不是合适的选择。牵连关系的判断是具体的个别的判断。方法与目的型牵连关系的判断标准是 :一行为与另一构成行为事实间有内在的质的一致性 ,且二者有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原因结果型牵连关系的判断标准是 :两个行为之间有事实上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方法行为与结果行为可以是不具有独立构成的刑法意义上的危害行为     

如何认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我国刑法第114条规定拟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鉴于该罪在立法上并无明确的构成要件，因此，有必要时该罪的构成特征及司法认定进行分析探讨，以有助于司法机关正确运用本罪。     

大型危险化学品加工企业遭受恐怖袭击风险的威胁和脆弱性分析

恐怖分子可能对大型危险化学品生产加工企业进行恐怖袭击，造成危险物质释放。对恐怖袭击威胁进行评估，可以确定现有的安全措施和保卫是否足够，是否需要提高。风险评估是过程安全程序的核心内容。对于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来说，需要一种直接的，容易实施的风险评估方法，本文提出了一种能够满足上述要求的方法。     

村民自治的空壳化根源分析和思路探讨

村民自治自试行至今已经近20年,与国家的法律制度不断推进相伴随的却是“三农问题”的日益突出,我们看到,这一制度预期的目标确实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不仅可能遇到无法实现的矛盾,而且其自身的成长空间也愈来愈小。村民自治有自治形式而无自治内容,沦为空壳化的趋向须得到高度关注。而村委会组织的准行政化角色、现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立法缺陷、村委会职能与村民自治功能的有限性、农民流动等因素导致的乡村社会发展的空心化这一宏观社会背景是造成空壳化的四条主要原因。但在当前的中国只能实现这一制度,因此必须实现思路的转变,由政治维权转向组织农民,相应以能否促进农民生产生活的改善和新农村的建设作为村民自治形式的标准,创新村民自治的形式。     

试论我国医疗改革的路径选择

我国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目的在于建立一种低成本、高质量、广覆盖的医疗服务体制,以实现医疗卫生服务公益性与公平性,但在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从医疗服务属于准公共品的性质来看,政府或市场都不可能独揽医疗的资源配置权,比较好的方式应当是市场和政府的合作,即在尊重市场的前提下,政府以参与者的身份采用亲和市场的手段进行干预管理,在积极弥补市场失灵的同时避免政府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