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凯末尔改革

一战结束之后,在面对协约国对土耳其进行肢解和希腊武装入侵的情况下,凯末尔领导土耳其人民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在革命期间和建国之初,凯末尔在土耳其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旨在将土耳其推向现代化和世俗化,并在实践中为土耳其共和国的发展规定了方向.     

土耳其支持“疆独”探因

说到土耳其,大多数人想到的是一个欧亚交界的国家。然而最近,土耳其这个词使人联想到东突,疆独势力的境外大本营。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甚至把发生在新疆     

凯末尔改革的余音

<正>凯末尔,是土耳其人民尊敬的国父。在土耳其国父墓,回响着凯末尔坚定的声音——"我发誓:在恢复土耳其人民的尊严之前,我绝不屈服,绝不后退!""能否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凯末尔是集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人物。他戎马一生,从上尉一直晋升到元帅。1915年加里波利之战,他指挥的土军击退了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印度和新西兰军队的登陆进攻。1916年8月,因保卫首都伊斯坦布尔,获得"伊斯坦     

世界各国教师节(下)

土耳其:教师节是11月24日。土耳其第一任总统凯末尔专用11月24日来表彰教师和他们的职业。这一天是不放假的。匈牙利:每年6月的第一个周一定为教师节。节前,国家要召开教师代表大会,表彰和命名一批优秀的教育工作者,有的还颁以重奖。马来西亚:5月16日是马来西亚的教师节。这一天,全国上下都以极大的热情来庆祝。在马来西亚,这一天被称为"哈日宗师",同时这也是马来西亚的一个正常工作日。德国:每年6月12日定为教师节,各地开展尊师敬师活动。     

国共合作决策关键期土耳其革命对中共的影响

从西湖会议到中共三大,以党内合作方式推进国共合作的关键决策,不仅是马林以共产国际相号令的结果,也有着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努力。中共领导核心层所以变被动服从为积极参与,土耳其革命的示范作用不可低估。联苏反帝、化解民族危机的动机促使中共领导层关注土耳其革命,进而实现思想飞跃,中共三大仍致力于国共合作,暂不顾及＂历史的危险＂。     

论“东方病夫”到“东亚病夫”的流变

“东方病夫”亦称“东亚病夫”、“远东病夫”、“亚洲病夫”、“亚东病夫”等,其中前二者最具代表性。1896年舆论界最早提及“东方病夫”,对此通行的观点多以讹传讹。从清求到1930年代求,“东方病夫”广为述及,之后“东亚病夫”则远远超过了“东方病夫”。造成这种变化的啄图,与土耳其及其凯求尔改革有关。凯求尔改革直接导致国人认为土耳其脱去了“东方病夫”的帽子,从而更多的以“东亚病夫”与中国相联系。新中国成立后“东亚病夫”取代“东方病夫”,占据了统治地位。“东方病夫”几乎被遗忘,渐渐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土耳其模式”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模式"是世俗权威政治的产物,其基本内涵是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激进世俗主义、民族主义和西方化。土耳其历史的发展重塑并改变着土耳其模式的内涵,并形成了埃尔多安时代的新版"土耳其模式",即奉行消极世俗主义、民主化、市场经济和对外自主性,强调尊重宗教传统价值观。新版"土耳其模式"是土耳其教俗力量较量的产物,具有一定的民主政治属性,显示出土耳其伊斯兰主义温和化以及伊斯兰与民主可以相容的特点。新版"土耳其模式"为政治转型中的阿拉伯诸国提供了借鉴,并产生了示范效应。但是,"土耳其模式"乃独特历史发展的产物,是难以被复制的,它本身尚未定型,有其局限性和过渡性特征。     

现代化语境中的权力重构——凯末尔政权的世俗化改革

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结束了奥斯曼帝国的传统统治,从形式上完成了政权的转移。然而与伊斯兰教有深刻历史联系的奥斯曼帝国传统势力并没有完全丧失经济基础,它在国家政权结构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犹存,因而凯末尔政权的统治根基并不稳固。凯末尔政权的世俗化改革表面上是要实现主权在民的政治理想,而其实质在于排斥传统势力的政治参与。凯末尔政权世俗化改革的主观目的在于重新整合国家与社会权力,进而牢固掌握政权,其客观后果则是实现了奥斯曼土耳其由封建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为土耳其走向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影响土耳其当代政治发展的历史文化遗产

现代土耳其有四大政治文化遗产,即传统威权主义的军人政治遗产、伊斯兰政治文化遗产、凯末尔主义遗产和多党民主政治遗产.它们都在现代土耳其国内政治的发展变化中起独特作用.作为一个创造了悠久文明、曾经对世界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国家,现代土耳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历史文化遗产的影响,而现代土耳其的种种矛盾现象,正是这些历史文化遗产与现当代社会现实相互冲撞和冲突的产物.     

六十年来中国的土耳其研究

60年来中国学界对土耳其作了一些研究,其成果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30年以来这段时期。从改革开放初期重新评价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地位,到总结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经验,进而到研究军人干政、库尔德问题、伊斯兰复兴,以及中土关系等重要问题,中国的土耳其研究取得了不小进步。但整体上仍很薄弱,资料缺乏,译介迟滞,原创性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