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政军警民”合力治边民本型治理的合法性

治国必治边",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是我国边海防的特有优势。这直接呼应了十九大报告,以及"十三五规划"中"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的战略布局。同时",党政军警民"合力治边强调"民"的社会性力量的协同共治,据此,可以概括为"党政军警民"合力治边的民本型治理。而该种治理的"合法性"依据是:合力治边的领导核心是以民为本的中国共产党;合力治边的功能兼顾边疆安全与边疆发展;合力治边在运行过程中的民本空间。     

刑事立法:在目的和手段之间——以《刑法修正案(九)》为中心

《刑法修正案(九)》在立法目的上重视刑法的秩序维持功能,在立法手段上重视预防型立法。这种立法目的和立法模式导致部分行为犯罪化过度,对某些犯罪类型,忽视了刑罚减免的积极意义。同时,这种预防型的立法对于以报应型立法发展起来的传统的刑法教义学的基础理论和具体解释论提出了新的课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刑法和刑法理论的二元化。     

旅游型城镇化建设路径分析——以湖南省张家界市城镇化建设为例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旅游型城市旅游型城镇化发展应在依托整体优势和突出地方特色的基础上,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走一条包容、生态、低碳、节约的绿色崛起之路。     

依附型农民合作社的运作机制及其后果——对成都W村土地示范合作社的考察

全国存在大量由政府介入甚至主导的合作社，依赖政府产生和发展的合作社可称之为依附型合作社。依附型合作社在其产生与发展的各个阶段依赖于政府力量，并在很大程度上为政府服务。此类合作社的运作过程由多方力量决定，政府强势控制，合作社策略应对，农民主体虚化，多方主体的卸责使得其发展呈现生存有余、发展不足的状况，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的政治社会后果。对依附型合作社的考察，有利于认清政府介入合作社的方式与界限。     

从疑虑到信赖:网络舆情的政府回应法治化机制选择

社会事件经由网络曝光后,引起网络舆情关注,负有网络监管职能或作为事件一方当事人的政府部门对网络舆情的回应能力,逐渐成为衡量法治政府建设的指标之一。网络舆情治理的方式和效力能够迅速渗入舆情事件本身并影响社会公众心理,政府回应作为网络舆情治理的重点环节,需要通过塑造网络舆情治理的法治逻辑、信守行政执法中的程序正义、从管制型政府向回应型政府转变等方面去建构法治化、规范化的政府回应机制,发挥网络舆情的良性引导作用,进而消除公众疑虑,提升政府公信力,保障公共行政的正义价值。     

差序互动格局：政府购买社工服务项目中多元主体的角色扮演——以X市为例

政府购买社工服务项目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运作模式之一，其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参与主体的角色和互动情境。研究发现，多元利益相关主体在互动情境中已经有较为清晰的角色定位，形成了基于服务对象疏离程度的层级分布关系和差序互动格局。从层级外部互动关系来看，12类利益相关主体分布在对象层、服务层、支持层、管理层、配合层5大层级内进而形成了服务、支持、管理、配合的层级外部互动关系。从层级内部互动关系来看，多元利益相关主体形成了合作、妥协、吸纳、管理、指导、各司其职等多种层级内部互动关系。多元利益相关主体在差序互动格局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松散疏离型合作关系，这有可能违背政府购买服务的初衷。     

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

<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经济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已经或即将发生诸多重大转变。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     

中国稳健型政治发展道路的必然与应然

西式民主对经济、文化及社会同质性要求严苛,并不符合中国国情。政府层级过多不仅是社会盛产潜规则的关键和政府不善管理细节的病根,而且加剧了压力型体制,阻碍了城市化进程和法治建设,精简层级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础。中国社会组织发展既不成熟也不均衡,过于强调"小政府、大社会"会加剧社会分化与不公。中国须建立强政府,强政府的关键在廉能:既要提升监督主体的独立性、责任性以及被监督对象活动的公开性,也要创新政策执行机制,提升执行力。此外,还应完善一元多级的立法体系,实行大国治理小国化;采用户代表评分制,强化人民对公权力的制约。     

在经验与规范之间:试验立法及其类型化——一种立法进路的提倡

立法理想与法律运行实践间背离的中国境遇,以文本法律不完全是"能用之法",且立法承诺在执法中不能全部兑现之困局为现实表征。以进化论理性主义的哲学立场和无知论的知识假设为理论支撑,采取反复试错、吸纳建议、对话商谈等自发性工具,将实践证明可行的执法经验提炼与抽象,进而升华为普遍性规则的试验立法进路,是修正建构论唯理主义立法进路并撬动当前格局的一个支点。试验立法进路以"采纳—辐射"这个简式架构为运作逻辑。目前的试验立法主要有尝试探索型试验立法、落实测试型试验立法与示范效仿型试验立法三种模式。试验立法的实践性意味着多数立法活动将建立在证据或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也将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有望成为我国立法方法法定化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