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率低的成因分析与对策研究

本文针对当前我国民事诉讼实践中证人不愿出庭作证 ,证人出庭作证率较低的现象 ,从法律、证人心理及社会经济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这一难题的一些具体对策     

完善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思考

随着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证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而司法实践中证人拒证、作伪证的现象却十分普遍。文章客观分析了现象背后的深刻原因及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蕴含的诉讼价值,努力探究完善这一制度的措施。     

刑事证人制度的几个问题研究

控辩式刑事诉讼得以正常进行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证人出庭作证。但是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率低 ,证人出庭难、证人不出庭的现象十分普遍。设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 ,建立证人宣誓制度 ,赋予特定的证人拒绝作证权 ,完善证人保护制度等 ,既可以构建完善的刑事证人制度 ,也有助于解决证人出庭问题 ,促进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的进一步完善。     

刑事证人拒不出庭作证原因探析

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证人作证普遍采用书面证言 ,极少直接出庭作证 ,致使证据的证明力下降 ,进而影响到我国的司法公正。对于证人不愿出庭作证的原因 ,既有我国刑事立法上的缺陷 ,也有司法的失范和社会因素的影响等。     

亲属作证制度在近代中国的演变及启示

在众多关于"亲属免予强制出庭作证"的讨论中,通过历史的方法,研究作为亲属作证制度的"元叙事"及其后的流变状况,尤其是该流变可予今天的启示等,无疑可为该制度的研究疏通新的进路。通过自清末至民国有关亲属作证制度立法的梳理,可以明了该制度依存的理论由传统向现代渐进变革的轨迹,以及制度系统自身的新旧犀杂,即趋新的制度与固有的理念之间的交缠。而深究其内在缘由,不难发现,亲属作证制度的演变不仅关涉权利理论自身的演进逻辑,而且,社会结构、国家性质乃至植基于国家与社会之上的相关理念的嬗变,都是促成权利理论及观念渐次变化不可或缺的因素。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拒证权制度的建构

正一、引言现行《刑事诉讼法》第68条新增如下规定:"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本条主要针对中国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广泛存在的证人出庭难的问题,特别强调了证人的出庭作证义务,但是引起莫大关注的却是条文最后的"但书"内容。依照此条的文义,刑事被告人的近亲属在庭审环节可以免除被强制出庭作证的义务。根据立法者的解释,如此规定主要是为了避免出现被告人与其近亲属在法庭上当面对质的尴尬局面,以防伤及家庭和气。从而在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上作出了重新的规定和调整,对刑诉法在维系家庭关系方面应当发挥作用予以了肯定①。由此,新修订的立法是否折射出我国刑诉法已经做出建构亲属拒证制度的法条铺垫,如何进行中国特色的亲属拒证制度的体系设计,成为当前刑诉学界理论探讨的炽热话题。     

论鉴定人出庭作证与刑事科学技术规范化建设

鉴定制度是我国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门,在诉讼中发挥着日益突出的作用。随着法制的完善,鉴定人出庭作证将是常态化的工作,公安机关刑事科学技术部门要以此为契机,加强规范化建设,为鉴定人出庭作证提供制度保障。     

证据裁判原则若干问题之探讨

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应当遵循的核心原则。从世界范围来看,诉讼证明方式的演进历经神明裁判、口供裁判和证据裁判三个阶段。我国刑事诉讼中证据裁判原则的确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口供裁判、证据裁判精神体现到证据裁判原则确立的漫长发展之路。在我国贯彻证据裁判原则,要做到正确理解案件事实的内涵,有效解决证人出庭问题,进一步完善口供补强证据规则,并对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作中国化解读。     

法政录

薄熙来案开庭审理 8月22日至26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连续五天一审开庭审理薄熙来涉嫌受贿、贪污、滥朋职权案。据起诉书指控，薄熙来受贿、贪污数额分别为2179万余元和500万元，同时滥用职权阻碍调查薄谷开来涉嫌故意杀人案，并导致时任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叛逃。在庭审过程中，工直军等重要证人出庭作证，控辩双方进行了充分质证，薄熙来对指控的主要事实予以否认，公诉人予以针锋相对的回应。     

贿赂相对人出庭作证豁免制度探讨

在贿赂犯罪案件中,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些证言往往来源于贿赂案件的贿赂相对人,然而,贿赂相对人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往往拒绝作证、不愿如实作证,或者隐瞒事实,甚至捏造事实,妨碍了贿赂案件的查处。虽然我国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证人强制出庭作证的制度,但这并不能解决贿赂犯罪案件中证人在侦查、起诉阶段拒绝作证或不如实作证的难题。如何让贿赂相对人放下各种心理包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达到有力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