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非法经营罪兜底性规定的实证分析

司法实践对非法经营罪兜底性规定的态度并非学界所期待的"限制",而是尽量"扩张"。司法实践不受刑法条文空白罪状要求的制约,参照相关"国家规定"的比例很低。司法实践中,非法经营罪与侵犯著作权罪、赌博罪等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同类案件适用非法经营罪的比例大于后者,而且非法经营罪的宣告刑重于后者。刑事立法背离罪刑法定原则越远,刑事司法罪行擅断的程度就越严重。司法实践不仅使非法经营罪变成了"口袋罪",也变成了刑罚过剩的"恶罪"。     

当前我国社会利益矛盾化解路径思考

在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各项改革的进程中,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结构不断分化、重组,各类利益群体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利益冲突和矛盾。文章通过分析当前我国社会利益矛盾的特点和形成原因,提出化解矛盾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各项改革提供借鉴。     

倒卖经被害人鉴定后假文物的司法定性

本文案例启示:行为人在倒卖假文物过程中,被害人经过鉴定仍然购买的,由于倒卖假文物的行为并未侵害文物管理制度,因此不能论以倒卖文物罪。此种情形,虽然被害人存在过错,但不能折抵行为人的诈骗行为。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和罪刑法定原则,应当追究行为人诈骗罪的刑事责任。[基本案情]深圳富商王某是一名古玩收藏爱好者,一直希望购买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制品,其公司副总肖某自称是古玩鉴定专家,持有深圳收藏家协会颁发的鉴定资质证书。2012年7月3日,王某听说犯罪嫌疑     

拒执罪的相关完善措施分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指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的一种刑罚。拒执罪立足于解决"执行难"的社会问题,以维护司法权威和审判机关的正常活动为目的。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拒执罪在我国当前的适用率比较低,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在设立该罪时存在些许立法和司法上的缺陷,理论观点和司法实践也存在不融洽状态。笔者就拒执罪的相关完善措施提出一点自己的观点意见。     

8人参与生产销售假冒伪劣香烟被起诉

李某等8名广东籍人员,为了图财,在明明知道是犯罪的情况下,还铤而走险,从2013年5月份开始,从广东来到玉林,受雇在玉州区南江街道常乐村一个生产假冒伪劣香烟的黑厂里,从事假冒伪劣香烟的生产。近日,玉州区人民检察院对李某等8人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提起公诉。2013年5月下旬至2013年6月4日期间,该工厂利用卷接机、空气压缩机、滤嘴棒、乳胶等生产设备和材料,并雇请了十几个人,分成两个班——高州班和化州班,在流水线上生产     

推进基层检察院廉政文化建设的路径探析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廉政文化是崇尚廉洁、祛恶扬善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如何塑造和推进检察机关特别是基层检察院廉政文化,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摆在检察机关队伍和文化建设工作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本文将对此问题加以探讨.     

简论劫持航空器罪

劫持航空器的犯罪是一种性质十分严重的犯罪活动。国际社会在国际民航组织的努力之下订立了三个公约,各国政府也在国内法中规定了对劫持航空器的处罚规定。我国积极参加了国际公约,履行义务,并且不断完善国内立法,为惩治劫持航空器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阐述劫持航空器罪在我国刑事立法中的变迁,探讨劫持航空器罪中劫持的行为对象、劫持的行为方式、劫持航空器罪的既遂与未遂等问题。     

同种数罪处罚方法新解

同种数罪,即相同罪名的数罪,是指数个犯罪行为均符合同一基本犯罪构成,但连续犯等特殊罪数形态除外的情况。同种数罪的处罚分三种情况:一是判决生效前一人犯有并被发现同种数罪时的处罚;二是刑罚执行期间发现同种漏罪的处罚;三是刑罚执行期间再犯同种新罪时的处罚。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对刑罚执行期间发现同种漏罪和再犯同种新罪的处罚,较少存在争议,即都主张对这两种情况实行数罪并罚;但对于法院判决生效前一人犯有并被发现同种数罪时应如何处罚,在认识上却     

关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十点思考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过去五年,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发展变化充分地验证了党的十七大这一重要判断.无论是从中国还是从世界角度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切,互动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频繁,相互影响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和深入.     

都市圈县域城市与中心城市同城化路径研究——以江苏句容市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部分城市之间同城化已经从理论走向实践。南京都市圈以南京市为中心,以镇江市、扬州市、芜湖市等为副中心,包括数量可观且综合实力较强的县市。句容作为苏南县级市,位于南京都市圈核心圈层,在发展规划、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等诸多方面加快实现与南京的对接。然而,在深入推进宁句同城化进程中仍存在行政壁垒、协调机制有限、产业竞争等诸多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弱化行政阻碍,推动基础设施、产业体系配套、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更全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