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允许摆路边摊立多一点“治理”思维

7月2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公布《广东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草案修改征求意见稿）》，拟划定区域摊贩、临时指定区域摊贩的清洁服务费、场地使用费及使用管理费实行政府定价，有条件的应当给予政府补贴、减免收费等优惠政策。     

扎实推进具有浙江特色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正建设平安浙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省委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2004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上,提出了建设平安浙江的战略构想。在当年5月的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上,作出了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战略决策,对建设平安浙江进行了全面部署,提出了建设平安     

尧都农商银行十大变革加速“转型提质”

改革创新,转型提质是企业永恒的主题.2010年,尧都农商银行在山西省率先启动股份制改革,成为全省首家成功改制的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三年来,围绕创建全国一流现代农村商业银行的奋斗目标,尧都农商银行坚持不懈地推进“体制转轨、机制转换、战略转向、模式转变、组织转体”,构建了公司治理运行架构和治理机制,在转型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进入2014年,面对金融市场深化改革的严峻挑战,该行紧紧围绕省联社提出的“转型提质年”主题,以“十大变革”加速转型提质,为新形势下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转型发展、提质增效进一步探索可行路径.     

乡村治理劣化对新时期扶贫开发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当前,随着农村优质劳动力的大量外流,留守群体的致贫机制及扶贫内涵都发生了根本改变;同时,随着宏观环境的改变,政府反贫困政策也发生了重要转变。但乡村良性治理的缺失对新时期扶贫开发产生了重要影响:贫困群体不仅物质资本及人力资本存量低,而且也缺乏形成社会资本的条件,因此难以符合外部资本的投资获利预期,从而遭遇发展的排斥;并且,在治理劣化的条件下,任何外部主体进入乡村面对原子化的留守个体时,都面临着巨大的交易成本,因此无论是依靠市场还是政府来进行扶贫开发都面临着困境。在此背景下,通过推动农户组织建设,改善乡村治理,以重建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从而有效降低政府扶贫的交易费用,并使贫困人群提高自我发展的能力。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支点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已成为改革"深水区"的必然选择,并承担着重要的时代使命。因此,构筑良法制度体系并确立宪法权威、塑造符合时代要求的法治价值观、全面打造法治政府、构建独立公正的司法体制机制、培育符合法治建设要求的公民文化,也就成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战略支点。     

行政诉讼中的公民代理

公民代理是指不具备法律执业资格,也非当事人近亲属或工作人员的人,作为委托代理人从事代理活动的行为.随着行政诉讼中公民代理行为的逐渐增多,确实也暴露出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对公民代理行为,实务及学界褒贬不一,怎样看待和治理行政诉讼中的公民代理,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国网络谣言治理的路径及反思

自2013年8月网络谣言治理专项行动开展至今,已有近一年的时间。以近两年的网络热点舆论事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些事件中网络谣言的治理手段的分析,阐明网络谣言治理路径正从单一的"上层官方治理"转向"全社会共同治理"。在网络谣言治理的现象分析的基础上,剖析治理路径转变的原因,为我国网络谣言的进一步规制提供建设性意见如下:应树立政治权威的必要性;营造民主环境的重要性;提升网民素养的长期性。     

建国初期国家管理和治理政策司法化探析

建国初期,新中国面临复杂形势和严峻局面,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在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以后,在法律不完备的情况下,创造性通过"运动治国""社论治国"的方式,用指示、规定和命令等政策、媒体和法治的方法,管理和治理国家,形成独特的管理国家的规律,为当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借鉴。     

脱贫攻坚中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历史必然与机制构建

贫困治理必须依靠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介入。脱贫攻坚中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不仅是贫困治理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范畴,也是贫困治理的的必由之路和必然选择。这种历史必然,是由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所决定的,是顺应全球治理模式革新的时代应答,是完善国家贫困治理体系的时代选择,是提升贫困治理绩效,满足贫困结构和帮扶需求多样化变动性的时代需要。要开创多元主体多维联动的脱贫攻坚大格局,必须着力构建好切实可行的协同角色认知机制,科学管用的协同理念引领机制,高效运转的协同行为优化机制,务求实效的协同能力提升机制,统筹兼顾的协同利益平衡机制,全面有力的协同文化培育机制等方面为主要内容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     

论我国民族自治州的县域治理

由于特殊的体制安排,民族自治州的地方治理基本等同于县域治理。我国的十个藏族自治州涵盖了四省藏区的绝大部分区域,在政治地位上不同于西藏自治区,在地理环境、人口分布、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沿革和宗教文化等方面,又与中、东部的民族地区有诸多不同,上述因素构成了藏族自治州县域治理的地理环境约束、宗教文化约束和体制约束,如要打破这些约束,就需要在行政区划、权力结构及政府职能方面做出有针对性的调整,才能促进这些地区的真正繁荣。